掌故丛谈｜丁韪良回忆录里的清兵演习

□周维强

美国传教士、汉学家丁韪良来华，最初的十年左右时光，自清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丰十年（1860），是在宁波度过的。这大约是他23至33岁这个年龄段。

丁韪良在宁波时，住宅离阅兵场不远，所以他有时也去那儿观看清兵的演练。丁韪良在他写的回忆录《花甲忆记》里记录了他看到的演习场景：

演练中难度最大的是骑在马背上射箭。清兵是如何骑射的呢？地面上专门挖了一条约一百步的沟，马在这条沟里顺着沟奔跑，这样骑兵就不必费神费力地驾驭坐骑，只管射箭就成了。可是真到了战场上，哪儿会有这样事先挖好供马奔跑的沟呢？清军这样的军事演练，没有一丁点儿的“实战训练”，就是演戏而不是演习了——就是演戏也是演得太假了。

写着“勇”字的士兵。

尽管有了这样的沟，骑兵可以专心射箭了，可还是大半射不中靶子。靶子距离骑兵有多远呢？“二三十步”的样子。丁韪良写道：“在大部分情况下，箭都是远远地脱靶而去——说真的，它们离靶是如此之远，以致有一天我看见那箭竟射到了一个观众的腿上。由于穿着长筒缎靴，那人腿上的伤并不重……”这一段记录，颇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清兵的射箭技术太差，基本射不中目标；二是射中了人腿，伤也不重，因中箭的人穿着长筒缎靴，说明这射出去的箭，没有多少力道，穿透力不强，到了实战真刀真枪也不顶用。

丁韪良所见的清兵的演练项目，其他还有徒手搏斗，不使用任何武器，完全靠个人体力来取代兵器，只要能够抓住对方，把他作为俘虏拖走或背走，这就算获胜了；还有就是挥舞一下重达百磅的大刀，诸如此类。

“大多数士兵的前胸和后背上都缝着一个‘勇’字。”丁韪良的这一句话，说明他所见的不是清帝国的正规国防军经制军——满人的“八旗兵”和汉人的“绿营”（因用绿色旗帜而得名绿营），而是取代了正规国防军的由团练而来的地方杂牌部队“勇营”。绿营士兵制服前胸后背缝“兵”字，勇营的兄弟则缝“勇”字。

创练湘军的曾国藩。

到了晚清，八旗兵和绿营都已经糜烂不堪大用了。当时八旗兵总兵力大约十五六万，绿营总兵力大约五六十万。这六七十万人的正规国防军，外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内不能平息动乱，于是清廷允许一些地方要员在这两支正规军之外另建新军“勇营”，这样的新军以不是国家所养之国防军而行国防军之职责。晚清先后所建的“勇营”有霆军、毅军、嵩武军，最著名最骁勇善战并承担了国防和平乱重任的两支勇营就是曾国藩创练的“湘军”和沿承“湘军”军制的李鸿章创始的“淮军”。不是所有的“勇营”都能够练成强兵悍将的，比如丁韪良在宁波看到的这一支“前胸和后背上都缝着一个‘勇’字”的地方部队，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那时的“八旗兵”或“绿营”没有多少差别。正规军不堪任用，只好另组新军“勇营”。“勇营”之骁勇者，固然解了清帝国的燃眉之急——南北征战平息了太平天国、捻军等，但也因此埋下了清末民初军阀拥兵自重的伏线，这是后话，这儿不表。

丁韪良参观了清军的演习操练，感慨：没有比清兵的演练“更滑稽了”，“当时还没有引入任何可以与西方现代军事操练相比拟的项目。战术教科书仍然是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50年的《孙子兵法》。然而，这些清兵已经见识过英国士兵，而且被英军打败过了！”这末一句，尤其警策。领教过了英军，而且被打败过了，大清王朝的军队，依然如故。我们看了丁韪良的这一段回忆，接下来也就会想到，大清王朝的军队继续在外军跟前打败仗，也是会依然如故的，一丁点儿都不会意外。丁韪良也许没有能够区分清楚清军士兵制服上贴了“勇”字和贴了“兵”字的区别，当年被英军打败或者说领教了英军军力的，是大清帝国的经制军——正规国防军，而不是后来团练的地方部队。但到这个时候，正规国防军八旗兵、绿营和“勇”字号非正规国防军勇营，几乎已经不加区别地被政府使用了，正规国防军多数情况下都不见得比非正规国防军强。“中央军”抵不上“杂牌军”。但勇营维持四十来年也衰败了。自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曾国藩奉朝命组织团练，此后湘军崛起，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淮军受重创，勇营也就走上了末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初二日慈禧太后召见盛宣怀，盛宣怀对太后说：“现在勇营已如从前之绿营，虽多无益。”（见《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央军、杂牌军都不堪用命了。王尔敏先生检讨勇营制度“实暴露组织体系之简陋单弱”，“不堪适应现代战争之所需要”（见《清季军事史论集》）。

丁韪良记录的他所看到的在宁波的大清军队的走走过场的形同演戏的军事演练场景，我们会记得在丁韪良之前的英国来华使臣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记”里就出现过了，这还是在清乾隆五十八年，纪元1793年。在那个“康乾盛世”时代，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已经领略了清军的真实状态，做出了这是没有战斗力、落后的军事编制的结论。四十多年后，马戛尔尼使团的观察得到证实。接下来鸦片战争又过了十多年，丁韪良所见大清军队依然故我。

张星烺先生。

晚清军队的衰败，也印证了晚清政治、军事体制的衰败。这样衰败的制度，决定了清王朝的垮台已是无可挽回的结局。只是丁韪良当时在宁波还是19世纪50年代，距离未来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武昌首义还有五六十年呢。身处这五六十年的时段中，估计不太有或很少有晚清的军政官员会预见到清朝有崩溃的一天，大概都还觉得来日方长，大清国万岁万万岁呢，所以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各各把着自家手上的权力见缝插针雁过拔毛地揩点儿油沾点儿便宜，办公事不妨给私事让点儿路，小日子好过着呢。千疮百孔的大大小小制度，主导大清国政的还没能想得到或者还没敢想到要改一改根本的“国体”，要见贤思齐。张星烺先生1933年撰成《欧化东渐史》一书，有云：“盲目之清廷，不知顺应潮流，变法立宪，以安民心，而存满汉偏见，激成辛亥革命。”历史的盛衰因果链的梳理明白，通常要等到后来人隔了远距离来作回望，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秦人”哪儿想得到自己会有被灭的一天呢？所以秦丞相赵高大祸临头了还不自知，还在起劲地“指鹿为马”呢！

丁韪良来华的60年里，在和包括平民、士绅、外交官等等的一些中国人的交往里，看到了这个民族的个体的人身上的美好的品质；也观察到了大清帝国的种种痼疾，比如他在宁波所见到的军队的演习。他在自己的回忆录《花甲忆记》里做出了真实的表达。丁韪良对当时中国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是抱有信心的，也对中国的前途抱有信心。1868年（同治七年）10月，丁韪良在美国远东学会上作过一个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演讲，说“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这篇演讲稿发表在1869年（同治八年）1月出版的《新英格兰人》杂志上。32年后，丁韪良将这篇演讲稿做了改写，以“中国的觉醒”为题，作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版的《汉学菁华》一书的篇首，丁韪良把当时中国遭受的危机比作北极的黎明之前，“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明亮的曙光”，“中国人的民族心态随着时代的变更也在不断地前进；尽管并不总是直线前进，但我们认为每一个朝代都记录了确凿无疑的进步”。2021年10月12日初稿，2022年4月20日修改，杭州西溪寓所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笔下云烟：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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