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读书会｜写小说的万玛才旦：一些“活着”的故事，以及自发的可能性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万玛才旦在钱报读书会上。

12月17日，杭州迎来了岁末一个寒冷的下午。

杭州晓风书屋明远BOOK内，“故事的另一半——万玛才旦小说分享”限流进行，更多万玛才旦的读者，在钱江晚报视频号的直播平台聆听万玛才旦讲故事。

“故事只讲了一半”，是万玛才旦新书的名字。现场，从万玛才旦的电影回归到文本，回归到他更早的创作实践，那就是文学本身。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万玛才旦早已经开始了写作。他的第一篇小说处女作，发表于90年代初的《西藏文学》。他同时用藏语和汉语写作。至今为止，他写得最多的文体，是短篇小说。

万玛才旦的小说，最吸引人的是他真是会讲故事。他笔下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藏地。很多故事会让人联想到万玛才旦的故乡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万玛才旦说，那里黄河的水很清。他小时候生活在一个藏族村庄里，也曾放过羊。但是，后来他生活的村庄附近建起了一个水电站，于是，一系列以水电站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也冲击了原来藏族村庄的宁静。似乎这片经过外来者冲击的土地，跟原来不一样了。

在这样的冲击下，读中专和大学期间，受藏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十分活跃的西藏作家群的影响（这个藏地作家群中，有著名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也有当时在拉萨生活的先锋作家马原等人），万玛才旦在那个时代的文学热的影响下，慢慢变成了痴心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为了这一个会讲故事，会写故事，会自己将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的人。

嘉宾王音洁认为，或许每一位作家都有他的“恋地情结”。万玛才旦的故乡在青海贵德县，一个海拔2000多米的村落。他从一个爱独立想心事的放羊娃，上了中专，当了四年小学老师，又上了大学，又上了电影学院，又到了北京，此后又回到西宁定居，在2021年来到杭州落户。在这一长段的人生旅程中，他写了很多小说，后来又将其中的几篇小说自己导演，拍成了电影。

现场嘉宾、作家、《江南》杂志副主编哲贵认为，万玛的小说还有更大的空间，从他个人角度，还刚刚开始，就像万玛讲的故事是不完整的，“一个圆里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故事刚刚开了个头，后来呢？还有很多的空白，很多的悬念，但万玛就把故事讲到这里的，故事的另一半，没讲出来的部分，没讲出来的更大的世界，由读者去填补。

王音洁说，有两种讲故事的人，一种是走街串巷的，见多识广的人，比如水手，另一种是在地的，他们对当地有极其深刻的认识。他们讲故事可以讲得很好，擅于讲故事的人绝对会避免用繁杂的心理分析，不然这故事不可能流传下去，他们会用非常简洁的方法来讲故事，而听众，最好一边干着活，一边听得入神。中外莫不如此，万玛才旦，就是这样一位会讲故事的人，一位“说书的人”，一位会传递经验的人。用本雅明的话来说，讲故事的人其实就是行当中的手工艺人。

哲贵和王音洁两位嘉宾，还从不同角度提到，万玛的小说有足够的幽默感，他是一个非常顽皮的讲述者，比如《诗人之死》、《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猜猜我在想什么》等，万玛将有些故事讲得充满谐趣感，有些故事则是“黑色幽默”。而万玛式的幽默，也让藏地之外的读者，真正接触到了一种藏地文化里的幽默感，万玛小说中的幽默感，又是连接着藏族人的生死观、人生观和生活态度的。

万玛才旦是一位藏地故事的讲述人。万玛才旦用小说和电影讲述他的故事，万玛才旦用小说表达身处藏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性之间的故乡的人们的精神迷茫……而万玛才旦自己认为，他写小说这件事，是一种“自发性行为”。

分享会上，万玛才旦的声音温柔而沉静，娓娓道来。“故事的另一半”是什么？正值寒冬，万玛才旦的小说也爱写冬天，盼望着暖融的春天到来的读者朋友们，也不由自主地猜想：万玛写的新小说里，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杭州这座万玛才旦的新的城，会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出现在他的新小说或新电影中？

分享会后，本报读者与万玛才旦又进行了一场对话，以下是对话实录

分享会现场。

【以小说的方式重返故乡】

钱江晚报：作为一名曾经的文学系学生，您一定读过大量东西方的不同的文学作品，到目前为止，最滋养您的文字的，是哪些文学作品？以及，您现在结集的几本小说集基本上都是短篇小说，您是否特别喜欢这种文体？是否在短篇小说这种文本中，找到了跟您讲故事的方式最契合的一个点？今后会有不同的尝试吗，比如写一个长篇小说？

万玛才旦：我觉得滋养我的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是一个很杂的、很综合东西，他们全方位地影响到了我。我觉得短篇小说这种文本很适合我，很适合我现在的时间、精力等状况，它让我也没有什么创作的负担和压力，可以很自然、轻松地创作。另外，我也觉得创作是一个需要在比较短时间内完成的东西，短篇小说就可以做到这点。我不太喜欢“打磨”这个词，打磨会损失掉很多跟创作本质有关的东西，有点像工匠。

钱江晚报：您曾经说过：“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我们将这句话视为您的写作自白，这“风”，是否是一种隐喻，指向刮进了藏地村庄的现代化进程这股时代大风呢？从《诱惑》《气球》、《乌金的牙齿》到《故事只讲了一半》，似乎这“风”也越来越有存在感了？

万玛才旦：可以理解得更宽泛一点，某种真实的情感，某种真实的可以触摸到的感觉。

钱江晚报：还记得您的小说处女作是哪一篇，写于哪一年吗？从贵德的小村庄一路走来，一开始是不断逃离故乡的过程，但从您的小说创作来看，似乎从第一篇小说开始，“万玛才旦重返故乡”这一行为就开始了，小说也是您不断重返故乡，打量故乡的一种精神之旅，写作，是否是您个人对故乡情感的一种必须的释放？从小说到电影，主题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一种更立体的重返故乡的方式，是这样吗？

万玛才旦：小说处女作是《人与狗》，一个小短篇，发表在1992年的《西藏文学》某一期上，具体忘了，那时在上大学一年级。“故乡”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可能更具有某种精神上的意义和指向，每次通过文学或者电影“重返”故乡，其实是一次次的精神之旅，有时候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释放一些东西，有时候可能反而更加难以释怀。

钱江晚报：杭州已经成为您新的定居城市了，之前您在北京、在西宁都定居过，这一次来到江南，您的生命版图又扩大了，我很好奇的是，随着您一步步离开故乡，人生足迹的变化，您的写作和电影创作，会不会也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您笔下或镜头中的“主现场”会发生改变吗？之前看到一个访谈中的细节，我们江南人是爱吃河鲜的，但是您作为藏人不吃河里的生物，所以直到上了一盘牛肉您才安妥了，这些地域文化的巨大变化，会不会给您带来一些挑战？

万玛才旦：到这个年纪，一些基本的东西可能不会变了。但我会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自己生活的新的环境，然后再看看能不能把这种观察带进自己以后的创作里面。

钱江晚报：杭州的冬天是挺难熬的，湿冷湿冷的，藏地冬天高海拔气候，我们外地人可能更愿意在夏秋之季进藏，对冬天的藏地会心存畏惧，据说您喜欢写冬天的故事？为什么呢？

万玛才旦：可能跟你要讲述的故事的底色有关，一直以来一种悲观的情绪贯穿在你的作品里面，这可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也可能是后天很多因素造成的。

穿藏袍的万玛才旦。

【“活着”的方式：女人、酒鬼和藏式幽默】

钱江晚报：读了您的小说，看电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很绕舌的对话、语言里能读出一种幽默感，或者是一种喜感，比如《陌生人》中那么多的卓玛，还有站着打瞌睡的女孩，《塔洛》里的小辫子背《为人民服务》，我印象中似乎中国人普遍是缺乏幽默感的，但是否藏族人相对各族人来说，是一个更具幽默感的民族？在很多您的作品中，甚至在生死无常中，我们读出了喜剧的忧伤，您写小说时，是否有意识地想用幽默与喜剧感来衬托生命的无常？人以喜剧和幽默来对抗命运吗？

万玛才旦：幽默感在藏人身上是比较普遍的，另外可能跟每个个体创作者也有关系。无常其实也是一种常态，可能我们能做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向死而生”，可能每种文化概念下怎么“活着”的方式也不一样。

钱江晚报：您的小说中，女性基本上是“他者”，也就是说她们仍然是男性视角中的女子，您写了不少作为“他者”的藏族女性，她们中有在传统与现代思维中挣扎的女性，比如《气球》中的卓嘎，也有《塔洛》中骗财的“短发女孩”，您甚至没有给她一个名字，但她几乎毁掉了塔洛的人生，还有《诗人之死》中诗人的前妻，是一个趋炎附势的背叛者形象，还有私奔者等等，似乎已经全方位地突破了《水果硬糖》中含辛茹苦的藏族女性形象，据您观察，藏地的女性地位正在改变吗？《气球》是开放式结局，您私下认为卓嘎会对自己的身体作主呢，还是继续因一种“亲人转世的信仰”生下孩子？

万玛才旦：在改变，但改变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气球》中卓嘎这样一个女性，我对她的设置是一个处在懵懂的觉醒当中的女性，她的觉醒还不够彻底，处在她那样的状态和处境当中，可能最后选择会把孩子生下来。

钱江晚报：读完《乌金的牙齿》和《故事只讲了一半》，有几篇的阅读感受还是有点意外的，比如《一只金耳朵》和《猜猜我在想什么》，突然我会想起昆汀-塔仑蒂诺的电影，那种夹杂着暴力和荒诞感的氛围很是相似，您自己怎样看待您小说中的“黑色元素”，甚至有一点“黑色幽默”？

万玛才旦：我觉得小说中需要那样一些东西，有些是叙述者天生就具有的，有些是需要营造的，跟小说的方法有关。

钱江晚报：小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刻画人性，我大致统计了一下，您小说中酒鬼最多，他们醉酒行事会比较冲动，刚才说的《猜猜我在想什么》，发达了还乡后的洛藏也是在喝醉了之后，说了要随便杀一个人的话，写酒鬼是基于您对藏地生活的观察吗？是否还是跟地域环境、气候相关，藏族成年男人似乎有很多的酒鬼？因为酒鬼，他们的人生也就多了各种非正常态，多了意外和不确定性，也造就了小说的戏剧感？

万玛才旦：以前在藏地喝酒的人可能多一些，现在戒酒的人又多了起来，而且戒酒的方式也很奇特，一般会跟信仰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些都很有趣。我觉得人在喝醉酒后可能会进入一个真实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在清醒的时候是没有的，你要写人，写这些进入真实状态的人挺有趣，会有很多意外的、有意思的东西出现。另一方面，人们普遍地喝酒，可能也是他们某种失落状态的表现。

万玛才旦近影。

【沟通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钱江晚报：现在我们知道您既是小说家，也是著名导演，想问的是当生活中某个素材让您产生了灵感之后，您一般会想，这可以拍一部电影，还是这可以写一个小说呢？我们知道西方新浪潮导演，比如安东尼奥尼，他也写了很多小说，比如他的短篇小说集《台伯河上的保龄球道》后来成了电影《云上的日子》，您到目前的实践过程，觉得小说和电影这两种载体，哪一种更能抵达您真正想表达的那些东西？

万玛才旦：会想，确实有些素材适合电影去表达，有些素材适合小说去表达，这个需要做一个区分。小说和电影还是很不一样，途径不一样，就看具体你要表达什么。

钱江晚报：读您的小说，特别是其中一些篇章比如《诱惑》、《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尸说新语：枪》等，不由自主地会想起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小说，比如《十日谈》，还有《一千零一夜》这些经典，您平时是否像《故事只讲了一半》里的男主人公一样，有意识地在收集民间故事？您如何看待这些古老的民间故事在当下时代的意义？其中藏地的一些民间传说，古老风俗传统等被您写进小说，比如《特邀演员》里的老汉一开始连拍照片都有忌讳，认为人老了不能拍照，后来为了年轻妻子肚子里的孩子的出生，愿意拍电影，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些老的，旧的东西？

万玛才旦：现在可能不会刻意地去搜集，但小时候我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民间文学的氛围之中成长起来的，从听别人讲故事到自己给别人讲故事，从读民间故事到自己动手翻译民间故事，对民间文学有一个深入的接触和了解的过程，民间文学自然会影响到我的创作。民间文学里面蕴藏的很多智慧，在当下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就看你怎么把这种智慧转化到当下。老的旧的东西里面仍然有很多珍贵的东西。

钱江晚报：还有一个问题是，无论小说还是电影，被阅读被观看后，其实就成为桥梁，就是藏地与藏地之外的人们关于观念、思想、生活方式等等诸多方面去彼此了解的桥梁，您个人是否有一种诉求：因为想更多地被外部世界理解而去写这些小说？《乌金的牙齿》中其中的一篇《八只羊》，似乎传递了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哪怕文字不通，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人仍然可以相通，其实文化冲突无所不在，不仅是藏地与非藏地，东与西，南与北等等，都是存在的，这是您自己面对不同地域的文化冲突的态度吗？

万玛才旦：有时候觉得被外部世界理解或者了解也没有什么意义，也不是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诉求才去写小说或者拍电影的，我觉得创作后面应该有一些不那么明确的、模糊的东西。《八只羊》可能是想讲沟通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钱江晚报：藏区这些年作为旅游目的地很热，我们这些外来者是带着好奇心进入那片土地的，无疑抵达到那里时，我们能感受到的是鲜明的“异质性”，我们可能会小心翼翼，怕冒犯到什么，您在小说中多方位地展现故乡，我们看到在短篇小说《故事只讲了一半》、还有《撞死了一只羊》中，看到了写作者对藏族文化的赞赏与尊重，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中一些小说中的批判性表达，比如一些陋习、泥古不化，甚至在一个现代人看来是有些愚昧的观念，您在不少小说中呈现了对传统和现代的反思，对快与慢的思辨，您自己是藏族人，又是作家和导演，可以说您的身份既是“局内人”又是观察者，那么您创作中的分寸和边界在哪里？在创作中，是否也有妥协和保留？

万玛才旦：这个分寸感很难掌握，很微妙，肯定也有一些妥协和保留。身在其中，但又保持一种客观和冷静很重要。保持自己“局内人”身份的同时，又让自己处在一个“局外人”的位置。

华语之声也对这场读书会进行了直播。

整场读书会的直播回放可以在小时新闻app上收看：读书会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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