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读书会｜再回首：路内要对爱情说些什么_天天微动态

路内。

先来一段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的前奏——

1985——2019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对父子破碎的爱情之旅

一场被时代催迫的人生悲喜剧

又一部典型的“路式”小说

李白，吴里人，1975年12月生，笔名李一白。过气作家，不婚主义者，青少年怀旧浪漫男（直至中年）。十岁时其母与人私奔，不知所终。谈过十几场恋爱，写过两三本书，长篇小说《太子巷往事》曾入围陈量材文学奖。父亲李忠诚，农机厂副厂长，救火英模，未来的阿兹海默症患者。本书记载了这对父子自1985至2019年之间的人生悲欢。 ——路内

路内，小说家，1973年生。著有《少年巴比伦》《慈悲》《雾行者》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小说家、春风悦读奖年度白金奖、《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人物、《智族GQ》年度作家等奖项。他被评论家称为中国70一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其文字幽默畅快，而又伤感缠绵，常常让人“微笑着读他的文字，却忍不住悲伤”。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个人气质，也被认为是“当代文坛出现的最让人惊艳的小说家”。

路内也是两次登上春风悦读榜领奖台的作家。第一次是十年前的新人奖，第二次是2016年，白金奖。

路内这几年的创作势头可谓“凶猛”，《慈悲》之后，2020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雾行者》，2022年，又一部长篇小说问世，就是《关于告别的一切》。

路内也被认为是写爱情写得最好的几位当代中国男性作家之一。《关于告别的一切》既是一部关于时代和人生的小说，也是一部好看好笑、又时时动人的爱情小说，它探讨告别、重逢、规训、自我的消解与重塑等诸多话题，更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关于当代中国的小说。这是一对父子破碎的爱情之旅，一场被时代催迫的人生悲喜剧。

路内曾说过，爱情就是:我应该陪着你把一手烂牌打到底，并且永远不去讨论它意味着什么。

“秋雨又再落下。我曾经送别过她。”有评论者读了《雾行者》和《关于告别的一切》后认为，这是路内式的爱情。

人生与爱情，在任何时代，都是我们回避不了的，永恒的话题，同时也是文学永恒的话题。

再回首，关于爱情你曾想过些什么，你又想要说些什么？6月3日（周六）下午3点，钱报读书会邀请《关于告别的一切》作者、小说家路内，和电影学博士、著名影评人、策展人苏七七做客，在纯真年代书吧，一同探讨人生与爱情。

抢先读

《关于告别的一切》部分书摘

第一卷帝国时代的爱人

“他乡遇故人，是小说的经典开篇法。”在二〇〇六年出版的《青年名家谈小说》一书中，李白写下了这句话。十二年后，他再次听人吟诵，是在上海市陕西南路某咖啡馆，曾小然从背后轻拍他的肩膀。

“你脑后的伤疤仍在。”小然说。

李白站在账台前形如五雷轰顶。是的，为了遮住这道Z形的伤疤，整个青年时代他始终留着长发，或齐耳，或披肩，或扎马尾，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被定义为流氓、艺术家、潦倒鬼、性倒错。直到前年，受理发师蛊惑，照着街面上流行的款式剃了一个周围推平、顶部留有一丛的发型，有点像莫希干人，有点像鞑靼人，枕骨部位毕露无余。这道丑陋的疤痕经历了时光的调戏，终于变得时髦起来。想当年，在必须剃板寸的学生时代，闪电形的Z代表着他对曾小然昭然若揭、轰然落地的爱。Z，不是张，不是钟，不是周，不是赵，而是曾。

趁着自己半真不假发呆的工夫，李白的脑袋里快速计算了一下：小然比自己大两岁，他今年四十三，那么小然就是四十五；在他十七岁那年曾小然陡然消失在他的生命里，那么他们就是长达二十六年未见。他正想开口报数，曾小然先于他指出：“二十六年了。”

账台的女孩向李白忽闪双眼，慌乱之中，李白指着小黑板说：“大杯海盐拿铁。”小然站到他身边说：“意式浓缩，double。”李白付了两份咖啡的钱，五分钟后，他双手各握一个纸杯来到靠窗的座位，小然没有脱外套，静静翻看手机屏幕，这动作多少令李白联想起甜蜜而不堪的往事，不由凛然。小然说：“加个微信。”李白放下咖啡，掏手机扫了她的二维码，看到一行熟悉的签名：曾经小小地不以为然。那正是他十七岁时献给曾小然的情诗。

“小说还写？”

“写得很少了。”李白支吾道。

小然笑笑（那笑容中饱含着多少往事），端起咖啡往外走，李白问她去哪里。小然说：“我是来出差的，等会儿还有一个会要开。”李白忙说：“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尽可以坐在这里等你散会。”小然摇头，表示不必，又用食指敲敲海盐拿铁的杯盖，低声调笑道：“咖啡加盐。”

她走后，李白独自坐在窗前，看着一辆辆汽车由北往南驶过，往事仿佛也在深秋的单行道狂刷一气。四十五岁的曾小然扎着高马尾辫，双颊虽生出细纹，但唇齿之间仍然湿润丰盈，这一微妙的生理特征（也可能是生理缺陷，例如玛丝洛娃的斜眼，小王爵夫人的短嘴唇）曾经被中学教导主任视为放荡的象征，与此同时，女教导主任本人那两条微微叉开站立的圆规腿也突然出现在脑海，那是被一众青春期少年反复观摩、普及、分析过的无意识姿态，以至于大家曾经迷糊，到底是汁液丰沛的曾小然更放荡，还是严厉到合不拢双腿的教导主任……

天哪，我走神了，全是往事的碎片，而刚才的重逢犹如单行道上的车祸，往事正在接二连三追尾。

就在窗外，一位穿白色修身长裤的中年大叔正与另一年龄相仿的阿姨交心，其左手频繁搭在阿姨肩膀上，又频繁落下，右手夹着一根香烟。大叔并不吐烟，随着谈话的节奏将烟气讲在了阿姨脸颊。阿姨没躲，头发上一片云山雾罩。李白面露微笑，假如由我来讲述往昔，听者想必也是这种视觉效果。

“咖啡加盐是壮阳的。”多年以前的一个深秋，李白在吴里县城第一百货商店南侧的蓝莲咖啡馆里，对曾小然说出这句话。

那时小然高三，李白高一，两人偶尔逃学去闹市区闲逛，一种轻度的背离与享乐。蓝莲是一间狭长形的卡座咖啡馆，门面三米宽，进深十几米，共九个卡座间，椅背极高，光线幽暗，常年坐几对中年男女。一座紧邻大街，九座紧邻洗手间。李白素喜八座，那是人生至为纯洁的幽深之境，九座则未免污秽了。小然钟爱一座，隔着茶色玻璃观察大街上的人群，犹如她反光眼镜片子后面的明亮双目。

服务员招呼他去拿咖啡，两个带把的玻璃杯，里面是黑色液体，用天鹅牌咖啡块溶解后调制的饮料，咖啡块的体积与麻将牌差多不大。李白不满地说：“长兴路的红燕咖啡厅已经用雀巢咖啡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他要求咖啡伴侣，要求糖。“伴侣？你不是已经有了吗？”服务员从铁制糖罐里舀出一勺白砂糖，往两杯咖啡里洒了洒，李白分明看到一只蟑螂随之奔逃而出，光照之下犹疑片刻，钻进了抽屉缝里。在南方，蟑螂是极为常见的动物。

邻座是一对中年男女，他们占据了九座。男人正在向女人讲述自己的性功能障碍：每个男人到四十岁以后都会这样——虎鞭很难搞，我现在吃的是海马鞭，不不，海马，没有鞭，海马自己就是个鞭；眼下这种情况我老婆也不满意，如果我老婆满意，你就更不会满意；医生认为病因是我年轻时冷水澡洗太多了，不不，不是自来水，是他娘的井水，寒气太厉害……李白吸了口寒气，和小然竖起耳朵往下听，忽然，他伸出头，对隔壁中年人说：“滚烫的咖啡加盐，最最壮阳。”

在卡座咖啡厅，只有一种情况允许介入陌生人的交谈或行为，就是提醒他们警察来了。中年男人愣了一下，站立起来，身高超一米八，黑铁塔一样的汉子，本地罕见之物。李白无论如何想不到性功能障碍者有这等魁伟的身材（否则，何以有底气洗井水澡），他像蟑螂一样企图缩回一道不存在的缝里，铁塔汉子伸手拍住他的肩膀，将其揪到账台，来自吴里农机厂的咔叽布夹克式工作服十分耐抓，百撕不破。

“有盐吗？”铁塔汉子问服务员。

服务员指了指街对面的饭馆。铁塔汉子再次拍李白的肩膀，意思是你留在这里不要动，然后出门向饭馆走去。李白回到八座，潇洒地甩了甩头，发现邻座的阿姨坐了过来，与曾小然相视而笑，双方都有点不好意思。那阿姨美艳绝伦，穿一身水蓝色的连衣裙子，以至于在他成年后用“热带浅海中的珊瑚丛”来形容之、虚构之（海马畅游其中），那时正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他，好像李白孱弱的身躯是一个孔，孔里头有什么东西可以挤出来。接着，阿姨笑了。

“你还站在这里等什么？难道真的想被他掐住脖子喝下一杯加盐的咖啡吗？”

曾小然跳起来拉住李白就往外跑。

现在回忆时刻，想起那杯未曾喝下的壮阳之水，又想起蓝莲咖啡厅早已在一场浩荡的拆迁运动中夷为平地，李白躺在宾馆的床上，不无伤感地嘀咕，时代不同了，咖啡加盐是出现了，卡座咖啡厅却基本绝迹，甚至连火车上的火车座都难得一见，甚至，不同的时代都已经消逝远去，叠加过数次的新世界一再覆盖往昔，而我们竟然还活着，尚不需要壮阳，只是不再爱着。他看了一会儿书，那杯海盐咖啡没有起任何作用（指的是提神，不是壮阳），他睡着了。

太子巷距离吴里市中心不远，从民主路拐进红专街，依次经过邮局、居委会、烟杂店、干部招待所侧门、公共厕所，就是该巷的入口。以上是八十年代的格局。由于是死胡同，巷内仅八个门牌号。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太子巷往事》虚构了一条嘈杂、混乱的小街，生活着主人公和他的三位女友，最终毁于大火（象征着主人公玩火自焚的结局）。实际上，真正的太子巷十分安静，除了李白的父亲李忠诚不慎炸毁公共厕所粪池之外，从未发生过大小火警哪怕一次。

李白家住太子巷3号，两间低矮的瓦房，一间用油毡布搭起来的厨房，虽破落却是独门独户。曾小然与她妈妈俞莞之住在巷子落底的8号，一座阴森的南方古宅，有二十多户人家，拐过长廊、天井、客堂，沿楼梯爬上二楼，一间十五平米的小屋就是她家，四壁皆为木板，一排朝北的花式长窗，平日晒不到太阳，到了冬天冷入骨髓。

小然的父亲于一九八四年病故，她家是太子巷唯一的单亲家庭，不过很快李忠诚和李白这对苦命父子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李忠诚原是农机厂的铸工，长着一个尖尖的脑袋，身材瘦削，常年穿两身同款劳动布工作服，家里那身较干净，厂里那身油得可以粘住蟑螂。一九八四年农机厂的火灾中，李忠诚疯狂地冲进火场，拖出一名昏迷的工友，这身油款工作服混合着他的腈纶毛衣在后背燃起大火，发出惊人的噼啪声，他倒了下去，满地乱滚还被工友们用扫帚打了好几十下，经人民医院抢救，背部留下一个锅盖大小的圆形伤疤，有点像乌龟壳。自此在工厂浴室洗澡，工友们都有一种冲动，想在那伤疤上写个字，比如“勇”，比如“拆”。八五年李忠诚荣获英模称号，在省城见到了大领导，同时破格提干，到供销科做了一名科员。两个月后，供销科因贪污公款、私藏小金库，全员蹲了号子，唯李忠诚呆头呆脑幸免于难，遂被提拔为副科长。此时他再去工厂浴室洗澡，大伙只想在他的伤疤上写一个“福”字。

然而李白的母亲白淑珍与人私奔了。

人们想不明白她为何在李忠诚升官后选择了离开，人们怀疑他烧坏的不只是后背（后经澡堂验身得以释然）。一九八五年，在一场海啸式的激烈争吵中，白淑珍举起李忠诚供在墙上的英模奖状，连同镜框一起砸在地上，一枚玻璃碴划过李白的小腿，留下一道血杠。李忠诚忍无可忍（为奖状，而不是为儿子），抬手给了她一个耳光，终结了他们长达十年的错误婚姻。

发生了什么？李白那年九周岁，刚刚吃过半个甜得发齁的十一虚岁生日蛋糕（是的，很多他认为发生在十七八岁的故事，实际是十五六岁，这导致他的记忆总是出错），剩下半个放在五斗橱上，继续再吃，又被奶油里的另一枚玻璃碴子划破了嘴，可见白淑珍这一砸是多么大力，多么彻底。灾难，灾难是瞬间的毁灭，长久的寂灭。很快，家里关于她的一切痕迹都被李忠诚扫除干净，包括她在李白的作业本上签的名字，也被勒令擦干净。李白稀里糊涂，不明所以，是曾小然淡然地告诉他：“你妈给你爸戴绿帽子了。”李白问：“绿帽子是什么？”曾小然拍拍他的头说：“就是和别的男人好了。”

多年后他在小说中写道：这故事，一开始就是高潮，其后才是漫长的铺垫。白淑珍没有回来，他一直等到夏天，家里脏衣服成堆，食物发馊，天井中的葡萄疯长却没结出一粒果实。整个暑假李白吃的都是拌黄瓜，有一天他问李忠诚：“爸爸，黄瓜明明是绿的，为什么会叫黄瓜？”李忠诚听不得绿字，给了他一脚。又因李白的名字有一半属于白淑珍，李忠诚起意改名，给了李白几个方案：李胜利（与忠诚配对）、李小诚（听上去像李嘉诚的儿子）、李约翰（洋气大方）、李埅（从测字先生那里要来的方案）、李小也（很明显是抄袭曾小然）。后来居委会主任嘲笑道：“白色挺好，要不然，你儿子想换成哪种颜色？”李忠诚奋起，与主任撕打起来，警察登门教育了他。

太子巷的李白，笔名李一白，自称李太白，人称吴里第二才子，但那是他成年以后的事了。在整个八十年代后期，他的名号是：李乌龟的儿子。

“他们喊你李乌龟，连累了我。”他将这一消息告诉父亲，这极其自虐，在痛苦的时候他会以这种方式要求一顿暴打，但这次他看到的是李忠诚瘫软在饭桌上。夜里，李白听到父亲在床上嘀咕：我要让太子巷所有的男人做乌龟。后又改口说：所有的适龄已婚男人。后又开解自己：太难了，睡吧。自从白淑珍走后，李忠诚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有时是安慰自己落在墙上的影子，有时是和房间里弥漫着的某种气息对骂。

“你妈没有和人私奔，我和她是正规的离婚。”十二岁生日那天（没有蛋糕了），李忠诚羞惭地告诉李白。他恍然大悟，走出家门。

“婊子的儿子。”一群人笑着告诉他。

八十年代，吴里是县城，人口一百多万（含农村），全国百强，到九十年代升级为县级市。在开发区出现之前，全市的中心地带便是以第一百货商店为地标的商业区，也曾时髦，也曾标新立异、灯红酒绿。太子巷恰好在这一区域的边缘地带，从小巷出来，红专街一头通向民主路，直达光明影院，另一头较长，向南走八百米可达寿园，这座建造于清代的私家小园林仅有几堆假山，一间茶室，一个小池塘。两株紫藤长在东南角，春日间墙里墙外开满紫色花朵。另有一片竹林，里面有老鼠和黄鼬出没。这种格局，放在苏州就是个街心花园，放在纽约，是东亚艺术瑰宝。白淑珍当年即在此上班。

寿园对面是李白的母校，著名的吴里实验小学。当年李白穿着白球鞋、蓝裤子去上学，一根红领巾耷拉在胸前，每每走到寿园门口，不免黯然神伤。李白记得，白淑珍总是穿一件深紫色连衣裙，配白色围裙，拎着铁壳热水瓶在茶室前后行走，浅紫色的塑料凉鞋在石板上发出哒哒的轻响。这一挥之不去的夏日印象，被过于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眼前发黑，仿佛眩晕。有一阵子，他幻觉到白淑珍回来了，就走进寿园张望一眼，风静花香，并无她的踪影。

“我要去上海找她。”他回到家向李忠诚宣布。

“她已经离开上海，跟别人去深圳了——坚强点。”可恶的李忠诚，他的语气非但没有伤感，甚至还有几分幸灾乐祸，仿佛可以用这种方式培养李白的男子气概。

他不定期地收到了白淑珍寄来的礼物，有时是足球，有时是衣服，却无只字片语。她的地址每次都换，他寄过去了几封信被尽职的邮递员原封退回，随后由李忠诚当着他的面撕成碎片。这就是南方，我入睡前侧卧面对的方向，在某些年里它象征着背叛，某些年里只不过是一声叹息。一九九〇年他收到了最后的礼物，一台游戏机和两张游戏卡，自此，她音讯全无。每当我摊开那些礼物，便感到命运有一种花里胡哨的冷酷，它让我知晓了答案，然后给了我一堆不太需要的安慰。

他来到寿园的紫藤下，那里有一股阴凉的气息，令他联想起白淑珍。天呐，正是联想让他感到自己陷入了遗忘。必须靠联想才能回忆起她，他的视网膜上仍留有她在寿园的身影但已经忘记她在离开前穿的是什么衣服，她脸上的痣到底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她每一次烫头发回家时分别是什么表情——当记忆蒸发干净后，他预感到自己会像干涸的池塘那样，由幻觉之雨来填补空白。他无可奈何地抱住紫藤，轻轻拽着枝干，轻轻说：“带我走呀，带我走呀。”正是这无望时刻，俞莞之受命运之托来到了他的眼前。

俞莞之是吴里图书馆的管理员，面相柔和，一双睡凤眼（曾小然是更为艳丽的瑞凤眼），瓜子脸，像古画里的女人。李白还记得曾先生，相当白净斯文的男子，戴一副圆框眼镜，有点像徐志摩或者胡适。这一家子行事低调，讲话细声细气，经常用眼神交流问题，也不大和邻居交往。有一天李白听人说起，曾先生死于马上风，言者表情诡异，他便去问李忠诚，什么是马上风，李忠诚给了他一个嘴巴。他不死心，去查《新华字典》，没有任何阐释，又去问曾小然。她的回答是另一个嘴巴。

“我爸爸是心脏病去世，永远记住。”

“你也记住我爸妈是离婚。”李白捂着脸嘀咕。

他们几乎是同时失去了父亲和母亲，并为此结下友谊。两年后，一个闲着也是闲着的媒婆走进李白家，认为本巷两座单亲家庭拆铺并床，实为美事。李忠诚发了一会儿呆，凝视远方，像在虚空中揣摩俞莞之的长相。李白指出：“曾小然的妈妈。”

“她的人品，可以嫁一个科级干部。”媒婆说，“不带拖油瓶的离婚男人都有可能呢。”

“我是科长，但我不是科级。”李忠诚抱歉地说，“厂长大概是科级。”

“哦，那就算了。”

“你去死吧。”李忠诚对着媒婆的背影骂道。

“你去死吧！”李白追出门加了一句，“不带拖油瓶，那我去哪儿？”

这天晚上李忠诚失眠了，不用猜，他在被某一道爱情的影子困扰。连续三天翻来覆去之后，李白要求分房睡，沿街朝北的那间屋子可以腾出来归他了。也许是为未来的婚事打算，李忠诚同意了，李白从十一岁开始拥有了他的独立空间。

“不，你爸爸配不上我妈妈。”曾小然告诉李白，“他长得太……滑稽了。”

“可他第一个老婆挺漂亮的。”

“他第一个老婆远不如我妈妈温柔。”

“只要肯嫁给我爸，她完全可以不温柔。”

俞莞之当时三十六岁，烫一个波浪卷的齐肩发，风韵雅致，全然不像寡妇。她有一件鸭蛋青色的绸缎旗袍，右肩至胸口绣一枝白梅，谓之落肩梅，是五十年代上海师傅的手工，小然外婆的旧物，平时不穿，穿出来必定是有礼仪活动，配一个白色羊皮手包，戴一条不算名贵的珍珠项链，可以令吴里县城为之空巷。人们为她物色的男人，除吴里本地之外，另有苏州的、上海的、杭州的、南京的，条件都不错，大部分可以让俞莞之拎包携女入住。她对此回应冷淡，终有一天，她对媒人说：“我小时候算过命，命里要穿七件孝服。”媒人问七件孝服是啥意思。俞莞之掰手指说：“父亲母亲两件，继父一件，先夫曾广贤一件，还剩三件，不知为谁而穿。”媒人无语。俞莞之一笑，说道：“你回去吧。”

她的伤感与淡泊来自一个李白无法辨识的旧时代，像青衣沉迷于一个角色，这种感觉在白淑珍身上也有。她们时而光彩照人，时而隐没在黑暗之处，而李忠诚总是像一个跑错了场子的人，站在舞台中央让观众们大吃一惊。某些时候，我简直想替我的父亲去爱。

深秋的一个傍晚，俞莞之下班回来，经寿园门口，园林早已打烊，一大片竹子在晚风中簌簌作响。她见一少年正趴在那两扇油漆剥落的大门上疯狂摩擦，发出非人低吼，便走过去看，见大门上新刻六个字：白淑珍是婊子。少年自然是李白无疑，已经疯了。晚风凛冽，如在惋叹。俞莞之同情李白，劝其回家吃饭。李白回过头来，绝望地看了她一眼：“是我同学刻的，为的是让我天天上下学都能看见。”俞莞之抱住李白，安慰道：“好啦，好啦。”李白闻到一股花露水的气息（是的，只有她们，在深秋还让自己散发着香气），不由放声大哭。

俞莞之将李白送至太子巷3号，他撒谎说没带钥匙，她叩响门扉。李忠诚开门，因天色已晚，耽误了晚饭，本想一脚把儿子踢出去，看到俞莞之（还有藏在她腋窝底下的李白），到底还是愣了一下，换做赔笑。俞莞之说：“不可再打李白。”随即像放生小鱼一样，将李白轻轻送入一潭臭水。李白从她的腋下来到李忠诚的腋下，相当不爽，抬头看看，李忠诚正久久目送俞莞之离去。

这天在宾馆，李白梦见了俞莞之，梦见她的背影，她的落肩梅。醒来后发现才晚上十点，他拿过手机，看到曾小然发来微信，只有一个笑脸，并无只字片言。李白发信问：俞阿姨还好吧，问候她。片刻后，小然回复：妈妈已于三年前过世，癌症。李白发愣，十秒钟后，眼泪夺眶而出。小然又发来一条：你这混账，竟在小说里编派妈妈，我都读过，没找你算这笔账。李白大哭。又过片刻，小然来信：但妈妈读到你的小说觉得不错。李白嚎啕捶胸，涕泪横流，回复道：小说，都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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