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动态:晚潮｜汪寿华：一师校友，工人运动的领袖

一场瓢泼大雨后，天变得清醒起来。这是1920年夏天的上海。

一位英俊青年穿着中山装心急火燎地奔向通往渔阳里6号那间陈旧的教室。到了，青年抹了一下额头的汗珠，冬冬冬敲响了教室门。俄语教师科兹涅佐娃打开门，青年连忙向他鞠躬，道歉说道：“老师，我来迟了……”

(资料图片)

老师叫青年坐在最后一排，顺便说：“大刘，这个迟到了的学生和你坐吧。”大刘点点头。

女老师设法停止了授课，“同学们，既然这位同学迟到了，我们还是请他向其他同学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这时候青年有点镇静了下来，连忙说：“我叫何纪元，也可以叫我汪寿华，1901年生浙江诸暨枫桥人，这几年我在杭州读一师，这次到上海来是受校友宣中华的介绍，这个学校的书记员是我老乡，他也是一师的毕业生我们熟悉的，”这时坐在头排戴眼镜记笔记的俞秀松站起身，笑着说：“我们欢迎汪寿华同学！”随后秀松问为什么迟到一天呢，汪寿华苦笑道：“我迟到一天，是因为老家要安排母亲的生活。”

坐在汪寿华身边的大刘翘起拇指，赞道：“真是孝顺，我们得向你学习！”等汪寿华坐下，大刘自我介绍说：“我叫刘少奇，是湖南人，我比你大二三岁吧！”说着顺便把桌上的一杯水递给汪寿华。汪寿华微微点头，接过杯子，大口大口一饮而尽。

下课了，一双手猛地捂住了汪寿华的双眼，轻声的问：“你猜，我是谁？”汪寿华迟疑了一下，“你，你是新昌梁柏台！”

学生们拍起了双手。

汪寿华和梁柏台热情的来了个拥抱。原来在杭州读“一师”期间两人就是好朋友。诸暨人和新昌、嵊县人个性差不多，耿直、爽直、通快，虽然年龄柏台大，但论年级汪寿华高一级。

傍晚落日的余晖洒在这所刚刚开办的外国语学校的墙壁，金碧辉煌。还是这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组刚成立时，在苏联共产国际魏金斯基的帮助一下，大家决定成立“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国共产党依仗的是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要想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角角落落，必须委派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去苏联学习。沈雁冰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带头捐出稿费80元，作为“华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的开支。第一期学员30人，多时有50个和60多人。外国语学社由翻译杨明斋负责，有杨明斋和科兹涅佐娃担任俄语教师，李达任日语教师，陈望道、沈雁冰担任国文和政治教师，俞秀松担任秘书，具体负责行政事务。这年夏天，《民国日报》刊发“外国语学社”广告，招收英、日、俄语班，后又招收法语班。

学员主要来自湖南、浙江、安徽三个省份，湖南有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彭述之、卜士奇（道明）等16人；浙江有韩曼涛（韩伯画、庄文恭）、华林、王一飞、俞秀松、傅大庆、梁柏台、何今亮（汪寿华）、叶天底、周伯棣、吴溶沧等10人（其中浙一师学生有韩曼涛、华林、何今亮、梁伯台、谢文锦、叶天底、周伯棣等七人）；还有安徽蒋光慈、韦素园、柯怪君（庆施）、吴葆萼、章人功等。

新的一天，上海是伴随着两轮粪车滚动的隆隆声开始的，收粪工推动大车所发出的喧嚣声总是打破黎明宁静的最早声音。

天一亮，学员就开始了紧张而兴奋的学习。他们主要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上课之余，积极参加革命实践，下厂调查、撰稿、发行，有些人还参加油印、运送、散发革命传单，尽管到该社学习的学生有先有后，学习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通过学习和初步的革命实践，都树立起了革命人生观与价值观。

学员每天自学《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阅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补习俄语。一周一次的政治报告会，常由俞秀松主讲；一周一次的马克思主义课，主要是陈望道讲授。汪寿华第一次阅读到《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迷雾渐次散去，阳光照遍全身。汪寿华全身心沐浴着共产主义的光辉，接受着马列主义的洗礼。他彻底摒弃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信念。

在外国语学社期间，刘少奇上午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下午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刻钢板、印传单、搞宣传。还借助词典为杨明斋主持的华俄通讯社翻译、校对文稿，配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界》周刊做收发、进行缮写。

如久旱的禾苗遇上了甘霖，如漆黑的夜晚现出了晨曦，汪寿华觉得每个细胞如花儿般地盛开，觉得全身血液如潮水似的澎湃。他贪婪地吮吸着马克思主义丰富的营养，常常向老师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更多的是同学之间的讨论和切磋。

杨明斋吃住在渔阳里六号，对每个学员的表现了如指掌，他先后协助包惠僧选拔赴莫斯科优秀学员，刘少奇、罗亦农、汪寿华、李启汉、李中、王一飞、谢文锦、韩慕涛（庄文恭）、许之桢、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陈启沃、梁柏台、彭述之、赵庆华、柯庆施（柯怪君）、周伯棣、傅大庆、曹平、蒋热血、韩平的、卜士奇、彭湃（江西人，不是广东的那位澎湃，后亦牺牲）、华林、蒋光慈、吴葆萼、董锄平等。

根据党的需要，上海党组织决定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经过讨论，决定由俞秀松负责。俞秀松起草团的章程，请陈独秀审查，然后讨论决定。

初秋，渔阳里的几株柿子由青变黄，外国语学校的朗朗书声吸引了群群“听书声看稀奇”的孩子，秘书俞秀松根据学生的表现，筛选出汪寿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李启汉梁柏台等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培养对象，请陈独秀给他们上党课，上团课。也就是这个简陋的教室，他们在俞秀松的引导下举起了右手和拳头，决心为无产阶级的奋斗随时牺牲自己！但问题一个接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党的经费缺乏，学校的经费缺乏，怎么办？

一日，秀松在教室叫来汪寿华。

“寿华，我这个管行政后勤的黔驴之技毫无办法了，你是否跟我杭州跑一趟？”说着双眼盯着汪寿华。

汪寿华几乎不加思索地答道：“好呀！何时动身？”

“明天吧，我先去买个车票。”秀松说着拿出一张写着文字的纸，“请你看一看我这个《青年团筹集基金启事》，写好后，改了一下，你有否意见？我准备在杭州宣传和分发到工厂、到学校、到湖滨游船码头……”

汪寿华接过纸，认真低声读起来。

“国家民族之强弱兴替，及社会之健全与否，关于青年以是近代国家越趋重青年运动，对于青年团之组织不充分发展，无论通商大埠及农村小镇，到处普遍设立均有健全组织，发展青运，尤以轴心国家最构完备，与其军事政情之进展，相为比例焉……攸关民生问题者，均在举办策进之例，综上各项均与民众切身利害息息相关，本团不揣棉薄，失志为民，请命忘其固陋，锐意为民，以成立伊始，粗具规模，拟办各点经纬方端，因之相当之基金犹感进行迟缓，敬希邦人君子及当代宏达鼎力，匡襄予以惠助俾基金……诸暨俞秀松撰，你还盖上了一个篆章！”

“是呀，是呀，你看有没有意见？”

汪寿华哈哈笑道，“我没意见，不过这个其实叫你爸见了，他又会给一块钱笑你！”

“是呀，我爸总是叫我安分点，早结婚生子，或者到诸暨学堂里教个书！”

离开了上海，两人回到了杭州。他们在小旅社安顿下来后，俞秀松联系到了沈肃文、安体诚、于树德等一起搞宣传活动，秀松头戴草帽，身穿成就青布杉，手抱一捆宣传品，汪寿华则联系了当时的“书报贩卖团”人员，只是到场的只有四五个人。他们则在一师校门口分发，当一师在校生见到《青年团筹基金启示》，翘指夸赞俞秀松和汪寿华是做“大事业”的人。当年，汪寿华组织的“书报贩卖团”卖的是《新青年》《星期评论》，买者是要出钱的，而今天接受宣传品的也请他们掏腰包，一块也好，两块也好，当然多多益善，所不同的是今天出钱的是为青年团基金捐款！

1921年春天，上海共产党组织委派第一批青年团成员汪寿华、彭述之、罗亦农、任作民、华林、梁柏台等去苏联学习。谁知车到哈尔滨，奉军阀张作霖扣押了他们。汪寿华去了伊尔库茨克，华林去了赤塔，后汪寿华返回黑河，主持当地华人工会工作，此时华林接手了当时的《华工醒时报》。

1923年3月，苏联远东地区需要华工领导者，汪寿华被调到海参崴，继续做华工和组织工作。正巧，《华工醒时报》也搬来了，大家一商量，把《华工醒时报》改名《工人之路》，立志成为旅俄苏华工解放奋斗的指南针，也是在苏联发行量最大的华工报纸。

在这张《工人之路》上，留存着汪寿华忙碌的行迹和忠心为党的精神。

汪寿华在海参崴创建了“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

汪寿华在当地党校开设“中国班”；

汪寿华在苏联共产党和共青团内创建“中国支部”。

这一年他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又担任了沿海省职工苏维埃华工“总指导员”，随后又当选省职工苏维埃常务委员、省党部中国部主任。

1924年的《申报》，登载过中国海员在海参崴海员俱乐部的见闻，“开会欢迎，由华人何今亮君，演说共产党现状，略谓，共产党之唯一宗旨，在造成无产阶级，使世界大同，俄国之政府，全属工人之政府，列宁死后，现任总统格列宁氏，则昔日之铁匠耳，党员皆工人，所谓工人者，不仅指苦力等而言，自食其力者皆是也。”

海参崴是中国华工聚集之地，“何同志”创办的五一俱乐部，位于北京街和高丽街拐角，《工人之路》编辑部设在二楼。《工人之路》报样，载有何今亮多次在俱乐部会堂演讲，呼吁在俄华工加入工会，还去边疆山区的煤矿和林场，指导在苏华工反抗工头的剥削……他在《工人之路》所用的一个笔名是：“梦醒”。

1924年10月，也就是枫桥香榧成熟的季节，何家的儿子回来了，泉畈村的人看西洋镜似的看着这个身着洋装又系着漂亮领带的小伙子。“纪元(汪寿华原名何纪元〉，你外出四年，可把你母亲给盼死了。”“纪元，苏联的老百姓与我们一样吧，要扛长年，打短工?”“纪元，为啥要跑到苏联去赚钱，嗳?钱赚得多吧?”听到乡亲们的议论，汪寿华只是笑笑。他手上拎一只小小的皮箱，他知道箱里有钱，但这钱自己一分都不能用。至于母亲，他日夜地思念过她。父亲死得早，哥哥又相继染病，亡故，是母亲靠着吱呀吱呀地用手摇纺车赚钱让他读书的。母亲老了，弟弟尚小，当大的儿子怎么可以不支撑家庭呢?

走着走着，他在一间低陋的屋前站住了。门叩了三下，一个拖拖沓沓的声音走出来。

门一开，汪寿华见到一张熟悉的脸。“妈!”

“是谁?”母亲惊慌了一阵。她眼前出现一个洋里洋气的后生，仔细一睃，是儿子。她嘴一歪，一把抱住他，“纪元……”

“妈，我对不起你。在外四年，苦了你和弟弟。”母亲抹了把眼泪，断断续续地说:“苦倒无所谓，盼只盼你在外头安稳着做事。只是家里的田里的我都已经做不动了。”

汪寿华箱子一放，旋即拿起一把锄头，去地头。母亲连忙夺过他手上的锄头。“怎么?”寿华一楞。

母亲笑吟吟地说:“田里地头有人做啦。你去看看，比你爹这个"秀才爷’都做得好呢。”

“是弟弟?”母亲摇摇头。“你雇了人?”母亲又摇摇头。“那是谁?”

“是兰花姑娘做的。”母亲很激动，“她三天两头从东溪到我家，说以前认识你，做田地生活她做惯了。她心肠真好，比亲生的女儿还好。”

寿华楞楞地睁着大眼。他怎么也想不起东溪有一个叫赵兰花的姑娘。

第二天，汪寿华刚起床，一位健壮的姑娘就站在他面前。

“你几岁?”“二十。”

“你怎么认识我?”

兰花姑娘被“问”住了。

原来，她早在七年前就知道他。那年，汪寿华就读于浙江一师，寒假的时候他在东溪应家寺村组织了“十人团会”。赵兰花的哥哥赵青山就是团会的成员。当时热情奔放又忙忙碌碌的汪寿华怎能注意到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呢。

赵兰花稍坐了片刻，就拿起锄头、篮子到了地头。这时，母亲对他说:“纪元，你年长了，该娶个媳妇成个家了。我看，兰花姑娘人不错，咱老百姓家同老百姓家，蛮配胃口。”

寿华一阵脸红。

母亲又说:“只是兰花是贫家之女,没出众的相貌,可咱家也穷，凭相貌又不好当饭吃。”

母亲一番话激起了儿子心中的波澜。结婚成家，应当是志同道合，而不依母亲，又于心不忍。兰花已为家做了好几年活，而当儿子的不尽孝道反使她老人家伤心，心里很不安。寿华心一狠:“结婚!”

做母亲的奇怪了，居然有这么个儿子，一说婚事就要立即结婚。但依了自己总是件好事，于是简简单单地办了两桌喜酒。

天上繁星点点，月光如水一样洒在低矮的陋室，秋虫在四周鸣叫。汪寿华和赵兰花倚在窗口。

寿华说:“我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兰花说:“麻烦不怕，只怕我配不上你这位洋先生。”

新婚第三天，寿华要走了。娘劝妻劝都劝不住。妻子一直陪他到县城。

上车时，妻子抹了把眼泪。寿华忙问:“哭什么?”妻子答:“你是不是讨厌我了?”寿华为她剥了一个茶叶蛋，说:“谁讨厌你，没有的事。我只是感到入党不久，我出力甚微，还有许多事要去做。你可能不懂，现在我不仅仅属于你的，而且还是党的人，所以我这样来去匆匆。”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时，“今亮同志”“何松林”“何指导员”“梦醒”等名字，在《工人之路》上消失两个多月，直到3月18日头版，发表署名“今亮”的时评，《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和世界革命者救助会的纪念日》：“照现在的形势来看，牺牲和流血，是无产阶级革命万不能幸免的命运。”何今亮写下此文时，中共党员总数未足一千，分化与选择，牺牲和流血，确是每一个党员无可逃避的考验。

上海“五卅”事件期间，《工人之路》对顾正红被杀、南京路枪击惨案做了及时报道，发动在苏联的华人举行各种声援支持活动。6月17日，海参崴《华工指导会开会》“首由何同志报告改良工人之路问题，”“次议援助上海工人罢工问题”。7月4日，《旅崴侨胞的爱国运动》报道，何今亮于6月29日出席了华工指导处救济上海被难同胞的义务戏捐晚会，这是他被《工人之路》报道的最后一次当地活动。

1925年9月17日，《工人之路》头版，醒目刊登《上海总工会来函》，“由何君今亮转来贵会捐来金卢布一千九百元，合中币大洋一千七百一十五元一角七分，鄙会除将正式收据交何君转交贵会外，特此函谢，此致 海参崴职工联合会全体华工万余工友大鉴”，表明此时，何今亮已在上海。

1925年8月21日，《中共上海地委关于中央改组地委为区委及指派区委委员的会议录》中，首次出现了一个叫做“何晋亮”的名字，与陈独秀、李立三等一起开会，会议指定“何晋亮、李成（工农）”为正式委员，并议决“各部主任：庄文恭、尹宽、何晋亮。”会议记录里有一个细节，何晋亮“提议凡开会未开会之前先提出具体的议案，以节省时间”。

回到上海，汪寿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大会作了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会后，他留在上海工作，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常委，上海总工会组织部主任。总工会委员长刘华殉难后，他担任了代理委员长。他四出活动，成了大上海赫赫有名的工人领袖。

消息一传到枫桥家乡，母亲和妻子十分高兴。可是高兴之余，又感到担忧。母亲忧的是儿子的平安。妻子忧的与母亲一样，外加丈夫会不会因为在上海花花绿绿世界而遗忘了自己。有时她彻夜地想，有时，她凸着肚子杲呆地站在村口的樟树下。她眺望着，企盼着。

命运总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安排，汪寿华在苏联与梁柏台结下了更深的同志情谊，回国后竟会跟日后成为梁柏台夫人的周月林假扮成“夫妻”。周月林１９２６年９月调上海总工会工作，直接受汪寿华的领导，具体负责管理秘密文件和枪支。为了便于工作，党组织决定租下法租界一幢二楼的房子，南面卧室住人，北面暗室用来藏匿文件和武器，楼下商铺正好用来掩护。

由于房东不肯将房子出租给单身男女，周月林和汪寿华便以“夫妻”的名义租了下来。出租后房东总不见周月林“丈夫”的踪影，周月林谎称“丈夫”是海员，常常一年半载才能回来。周月林根据汪寿华的指示，总以去“看婆婆”“会朋友”为名，将武器和文件送出去。有时和汪寿华一起出动，更多的是单独行动。周月林大胆机智，一次次地应付了警察，在行驶的有轨电车跳上跳下，甩掉“尾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天，汪寿华来看周月林，轻声耳语了几句，周月林便从里间拎出一只藤箱，箱里放着数把用布包裹的短枪。汪寿华提起箱子就往外走，周月林关门落锁后跟了出来。房东一见难得回来马上又走的汪寿华好生奇怪，汪寿华急中生智解释是先要“回去看看妈”，房东直夸汪寿华孝顺。出得门来汪寿华叫来两辆三轮车，把藤箱放在周月林坐的三轮车上，他自己则坐上另一辆先走了。不想走在后面的周月林，看见前面几个英国巡捕在检查行人，连忙让车夫停下。她提着藤箱拐进一家店铺，看见老板娘连忙解释，说自己内急希望提供方便。周月林在里屋关注着窗外英国巡捕的动静，等到英国巡捕走后又乘上三轮车来到四川路，下车后再转了两三个胡同，确认没有尾巴后才来到了总工会的秘密会址。等急了的汪寿华看见周月林平安到来，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1926年12月的一天，助手周月林给汪寿华一个电报，叫他去十六浦码头接一位黄埔军校出来的共产党领导。汪寿华吃过中饭要了一辆黄包车匆匆走了。

天白茫茫的，马上下起了雪雹子，瓦片上炒豆子似的叮咚的响。

汽笛嘟嘟响着，一艘客船靠岸了。

在台阶上他们相遇了，汪寿华见这位领导穿着一件风衣，头上戴个鸭舌帽，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又黑又亮睿智的眼睛。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周恩来，是从广州来的，你们上海向中央反映，要求熟悉军事的同志来上海……”

“是啊！”汪寿华紧握住他的手，“我叫汪寿华，也叫何纪元，何今亮，我知道你去过法国，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我也去过苏联……”

“我知道一些，他们对你评价很高，说你是个豁出性命的华工领袖！”

“哪里，我只是个为华工服务的勤务员！至于豁出性命，我加入共青团时就时刻准备了！”

周恩来盯着他这张眉清目秀的国字脸点点头，两人随后乘上了黄包车。

周恩来到上海的十来天时间找汪寿华谈话，地点是周恩来的简陋办公室。

“寿华，我的好兄弟，这些天我一直在找同志们谈话，考察我的助手，它的标准是政治上赤胆忠心，工作和组织能力强，而生活上又俭朴，同志们一致反映你非常适合，我同意了，也就是说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得力助手！”说完紧紧握住王寿华的手！

汪寿华盯着周恩来，紧握着这双强有力的双手表态说：“谢谢你对我的考察和信任，许多事情我还做的不够好，需要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帮助！”

忽然，周恩来又想起了什么，告诉汪寿华，“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少奇同志近期也可能来上海，他一来你们成了一对虎将，并且是中国共产党绝无仅有的一对工运领袖……”

汪寿华听了激动的点点头，“我们是外国语学社的同学，虽然时间很短，但大刘和我是好兄弟！”

过了几天，大刘从汉口到上海。汪寿华在十六浦码头接站，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大刘，你好！”“寿华，你好！”

大刘也去了苏联，不过他比较顺利，直接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工作，不久到江西省协助李立三领导安源路天煤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总工会副委员长，在上海、广州、武汉参加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

“没想到，我们又在上海相会了！”

“是啊！回忆起外国语学社读俄语，似乎还在眼前！”

大刘从汪寿华手上接过他的行李，称赞汪寿华在海参崴工作的成绩，“你在海参崴功不可没，把这么多的华工组织起来，成立了党组织，团组织，并且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令我钦佩！现在的上海，你又在协助恩来他们做工运工作，任务更重，也更危险了！”

“无产阶级依靠的是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砸烂旧世界的锁链，就要斗争和流血，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了！”

1927年春天，汪寿华的女儿已经有一岁了。兰花安排好婆婆的衣食，抱着孩子随着乡邻来到大上海。火车一进站，赵兰花忽然记起了戏中的陈世美，心中颤颤，想不到一下车，汪寿华就来到了她身边。

“寿华，你怎么……”妻子见丈夫一身西装，精神抖擞，来不及擦泪又激动得哭起来。

寿华安慰了她几句，旋即抱起女儿。

到了住处。妻子放下孩子一看，楞住了。丈夫当了大官，可家里什么都没有!睡的是用铺板搭就的简易床，床上一条旧旧的薄棉被，写字台的腿用上了拐杖。赵兰花笑笑，说:“外面说你住的是洋房，整天吃喝玩乐，可你连一条好的棉被都没有。”汪寿华笑道:“这条旧毯子还是刘华同志的遗物。凭这些，我这个人就成不了陈世美!”

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蒋介石勾结大流氓杜月笙开始镇压共产党人士。杜月笙以“有机密大事商议”为由，“邀请”汪寿华去杜公馆“赴宴”。汪寿华收到“请柬”后，回到家里。

妻子说:“你要换衣裳，去干什么?”

寿华说:“我正想和你说，我要去赴宴，并且是去杜公馆。”

“杜公馆?是杜月笙的家?”

“嗯。”

妻子扯住丈夫扣衣扣的手，“那是有危险的，别……你别去!”

寿华搭住妻子的手，安慰着她，“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自从参加共产党，就准备着把命豁出去。”

妻子哭了。她不知道他去了会不会回来，甚至能不能再见到他，她越想越害怕，又说不出道理拦阻他。她来到床边，一把拧醒孩子，哭着说着:“你爸爸要去了，他听不进妈妈的话。”孩子哭着，她幼稚的头脑还辨别不出问题的严重，见到的只是母亲脸上的眼泪，于是哭声更响了。

母女的哭叫声像一根鞭子抽在寿华的心上。

盯着母女脸上的泪珠，他也流下了心酸的泪水。他搂着妻子和孩子，说:“万一发生意外，你不要害怕，请你好好照顾我的母亲和孩子。娘一定能够理解儿子的。你千万不要啼哭，哭了会使反动派得意，使革命人民丧气。”

说着他开开门，重新凝望一下母女俩，坦坦然地等候在门口的马路上。

没有晚霞，没有晴空，只是黑暗和哗哗的暴雨，他大义凛然地走着，头脑中回顾着从苏联返回国内的场景和精彩的事件……

1925年初，汪寿华奉命从莫斯科回国，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

从1926年5月开始，作为上海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的他，多次发动上海各行业工人进行大规模罢工斗争，并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一、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上海区委在领导前两次起义中不够有力，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作为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开始积极准备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首，主要成员有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等。汪寿华负责联络上海国民党及各方人士共同反对北洋军阀。

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汪寿华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就曾与上海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和商界人士广泛接触，进行统战联络工作;在领导第二次武装起义时，他还一再强调:"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此时，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确保第三次起义的成功，汪寿华积极活动，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青洪帮头目等广泛联系，做他们的工作，并从他们那里了解政治、军事等各种消息，及时向中央和上海区委汇报。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整个行动由特别委员会会议指挥，紧急情况时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指挥。整个起义期间，汪寿华和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全面指挥战斗，日夜不息，把眼睛都熬红了。同志们劝他休息，他说:起义这么紧张，工人兄弟们都在和敌人厮杀，我怎么能休息呢?说完，仍继续守在指挥部里，密切关注着工人纠察队的最新战况。

起义开始时，汪寿华曾派人到龙华请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派部队配合工人起义，希望能内外夹攻，消灭军阀。但白崇禧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妄图借军阀之手消灭工人武装。汪寿华知道后十分气愤地说:他们不来，我们自己干!经过28小时的血战，起义军最终消灭了敌人，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了胜利。

起义胜利的当天1927年3月23日召开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在上海南市召开了有4000多人参加的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汪寿华当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稍后，党内亦决定罗亦农和汪寿华等为市政府党团干事会成员。次日，在市政府委员会议上，经汪寿华的说明，决定接受总工会在第三次起义前提出的22条政治经济总要求。1927年3月28日，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又内定汪寿华兼任市政府劳动局局长。

在起义胜利后的日子里，整个上海到处都是庆祝的人群，群众的革命热情达到顶点。汪寿华的工作也更加紧张、繁忙。3月 23日，他下令工人纠察队协助北伐军维持地方治安，同时通知，除武装纠察队外的全体工人于24日一律复工。24日，上海总工会迁至湖州会馆办公，各工会及学生代表纷纷前来祝贺、慰问，汪寿华又为接待事宜忙得不亦乐乎。27日，在汪寿华的主持下，上海总工会召开了全市工人代表大会，有1000多名工人代表参加。会上，汪寿华报告了起义的经过，并提出收回租界、肃清一切反动派、工人武装自卫、改善工人生活、发展和整顿工会组织等17项任务。会议还选出了汪寿华等40人为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次日，执行委员会推选汪寿华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此后，在汪寿华的领导下，上海工人运动发展迅速，至3月底，加入总工会的工会即达到502个，会员82万人;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支。

上海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和工会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无视总工会的命令，阻挠工人复工，并非法逮捕工人。汪寿华得知后，立即向英租界工部局总办爱德华、法捕房总巡费沃礼提出强烈抗议，并限时答复，否则将取消复工命令，重行总同盟罢工。由于汪寿华领导工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帝国主义被迫答应工人复工，并同意改善工人待遇。汪寿华在工人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

上海总工会有一名财务人员，与汪寿华是同乡。有一天，那人对汪寿华说:现在形势这样紧张，我们发点财算啦!汪寿华听后，厉声问道:你讲什么?那人说:我们拎几箱银洋走掉算啦。汪寿华愤怒地说:你这样是来革命的吗?你把箱子留下，马上给我滚!那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也是这个时候，上海总工会以汪寿华的个人名义向苏联海参崴华工组织捐款大洋1715.17元。

此时，蒋介石已暗中与上海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合作，利用青帮子弟冒充工人纠察队招摇撞骗，敲诈勒索，诿罪于工人纠察队，并在社会上散布工人纠察队要冲击租界等种种谣言。面对种种诬蔑和挑衅，汪寿华领导上海总工会接连采取了一系列反击措施，戳穿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和借口，表示了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3月27日下午，在上海的蒋介石要求面见汪寿华，汪寿华向周恩来汇报后，答应面见。

这是一个军事俱乐部，蒋介石穿着一身军装，在温柔的灯光下，他给汪寿华捧来一杯茶。

“你叫汪寿华，这次在上海滩领导工人运动，名声大震，后生可畏啊！”

“我叫汪寿华，是浙江一师的学生！”

“你哪里人？”

“诸暨人！我和太平天国何文庆战将是同村同族！”

“噢，咱还是老乡！我们黄埔军校应该收你这样血气方刚的学生！你有的是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

“不！蒋校长，我怎跨的进黄埔军校的高门槛呢，我本是想读北京大学的，可惜我的族叔何變侯只当了一年多校长辞掉了！”

“噢，大家说这次起义是你主要领导的功劳，可以说一说你领导的经过吗？”

“其实，这比较简单……到是我们进入租界，进入外国人的领事馆不方便，条条框框之多……”

“这个，凡是涉及租界，领事馆，属于外交方面，你听从我们军界就可以了……”蒋介石说着双目紧盯着汪寿华脸上的反应。

汪寿华只是笑一笑，没有回答蒋校长。

在第二天的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汪寿华汇报了会见蒋介石的情况:昨见老蒋，先加慰劳，他并无赞扬上海工人。我报告一点上海工人暴动的经过，他不大注意。蒋介石提出外交方面要工会方面听军事当局指挥，我没有答复。

1927年4月11日，杜月笙邀汪寿华晚上去其府上赴宴，汪寿华即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等人劝汪寿华不要去，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的顾顺章提议即使去也至少要带一个排的人去。为了摸清敌人的底细，揭露敌人的阴谋，更好地团结工友们与敌人进行斗争，汪寿华泰然表示: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为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由李泊之陪同前往。但就在两人即将到达杜宅时，汪寿华要李泊之在华格臬路杜月笙住处附近等他，如果两小时他还不出来，即有意外，要李泊之立即报告组织。进入杜宅后，汪寿华即被杜月笙指使手下流氓芮庆荣、高鑫宝、马祥生和叶焯山等人打昏后装入麻袋，残忍活埋于沪西枫林桥。汪寿华牺牲时年仅26岁。

12天后，2500公里之外，苏联海参崴，当地报纸头版，中国要闻栏“据上海电”，蒋介石的军队，“包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司令部，解除工人的武装，缴械时杀死工人十三个，捕去的工人无数，其中有一个是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汪寿华。”

同天同版社论，题目直截了当——《蒋介石反了》，“这次事变，影响于中国国民革命的生命非常之大。蒋介石已经摇身一变而为屠杀革命工人及市民群众的刽子手了！”一如以往，报社评论员将发生在上海的重大事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

1927年5月20日，第三版报样，《何今亮同志的略史》，这篇略史的作者署名越庐，即梁柏台，任《工人之路》报编辑，后来成为中国苏维埃司法制度的开创者。两人来自绍兴，是浙江一师同学，都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在苏联远东共事多年。苏联职工代表团在上海的活动，《工人之路》未有报道，但上海工部局《警务日报》1925年8月2日、3日、7日的监视报告，分别记载了“有四名俄国人访问闸北和兴里二十七号总工会，与李立三、刘贯之等人长时间地讨论了劳工形势”、“苏俄来的四名劳工领袖前往潭子湾总工会办事处”、“苏俄工会的四名代表访问了西门黄家阙路安庆里二号工商学联合会”等信息，这段时间，恰好是何今亮再次离开海参崴之后、履新上海区委之前，与梁柏台的描述吻合。

1931年4月11日晚，海参崴五一俱乐部集会纪念何今亮，出席者是当地华工子弟小学及其他学校的年轻学生。在苏联的中国人，将伯力中国工人俱乐部命名为李大钊俱乐部，将海参崴中国党校改名为苏兆征党校，多年前“何同志”带着国内来客看戏的中国剧社，也改名为“何今亮”新剧团。曾经在1925年夏天和他在上海短暂共事，领导五卅运动的俞秀松、董亦湘、任作民、任弼时等人，于当年秋天离开上海赴苏联留学，随后先后担任《工人之路》主编、书记等职，继续着“何同志”的事业。

时隔22年，终于有人为这桩血案付出了代价，遭到了报应。上海解放前夕，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芮庆荣和高鑫宝已于此前相继死去，杜月笙逃往香港，而另两名凶手马祥生和叶焯山因没有及时逃出上海，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被逮捕，在枫林桥汪寿华的遇害地点举行万人公审大会，马祥生和叶焯山二人被执行枪决。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在报纸上看到马祥生和叶焯山被处决的消息后，一病不起，在1951年病死于香港。

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亲切接见参加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老干部，亲切慰问了汪寿华烈士的遗孀赵兰花。周总理握住赵兰花的手，盯着她激动而又流着泪的双眼，说：“汪夫人，我早该去看你了，你坚强，不愧是我们工运领袖的夫人！”赵兰花激动地说:“三十年了，他的人和影子还是在我身边和心里！”周总理又说：“汪寿华、赵世炎、罗亦农等同志都先后光荣的牺牲了，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我们要纪念他们，缅怀他们！要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建设好新中国！”这天周总理宴请了赵兰花和参加武装起义的老同志们！

2001年赵家镇政府，诸暨市史志办在赵家镇泉畈村纪念汪寿华烈士诞辰一百周年活动，汪寿华外孙、上海闵行区第四中学体育老师何利华代表汪寿华亲属发言，表示要继承和发扬汪寿华的革命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何利华又致信赵家镇政府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23年2月18日，俞秀松继子、安志洁和俞寿藏的儿子俞敏从沪来到赵家镇，把汪寿华在苏俄期间的史料交于镇、村，邀请作者和诸暨市史志办原主任许林章前往赵家镇泉畈村，一起参观了汪寿华故居和镇、村现存的史料。由于汪寿华和何文庆是同村，作者正在撰写太平天国何文庆的故事，故又参观了何文庆故居和第二任北京大学校长、抗日期间周恩来到绍兴要求接见的民主人士何變侯的故居。

今年是汪寿华烈士诞辰122周年，牺牲捐躯96周年。一师的校友、工人运动的领袖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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