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赤脚医生”漫山坡

□邱仙萍

年末最后一天上班，傍晚五点半的武林广场，街道上出奇地静穆和空旷，驻足可以听见梧桐叶从树上飘落的声音。体育场路上不见之前的川流不息，地铁站内也是空荡荡的，全然没有周末的人头攒动。有个穿着红衣服的三四岁小女孩，快乐得围绕着不锈钢扶手跳舞，旁边的大人们似乎少了这样的兴致，一个个戴着口罩和帽子，寂然低头翻看着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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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天就是元旦新年，但整个城市的节奏，似乎像老式的钟摆一样有些滞缓。这些天来单位上班的，多是第一批的“杨过、杨康”，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大家走路、说话都比平时慢了一拍，做事温吞吞的，脚步轻飘飘的，眼神迷迷离离，不再像过去打鸡血一样“走路带冲锋，像雨又像风”。同事间不愿意费力气多说话，点点头就算作交流。见面也不再打听阴阳，而是问中队长还是小队长。

从中队长的两条杠，恢复到小队长一条杠，我也就一周时间。但我内心窃喜的并不是杠杆数量的变化速度，而是很高兴自己没有吃退烧药，留下了几粒泰诺，像是囤积了“一个亿”，准备送到农村乡下。

前几天冬至，我打电话给父母，问家里有没有感冒发烧药，母亲说没有，这两年这些感冒药乡卫生院是没有的，要到县城医院里找医生处方配药。被圈在羊群里的我和哥嫂，只能在电话里千叮万嘱父母不要出门，就像唐僧给孙悟空划了个圈一样，给他们界定了个活动范围，仅限家里和门口院子。父母都八十多岁了，耳聋眼花又有基础病，万一有点状况，真担心远水救不了近火。更何况身边没有退烧药，也没有抗原检测，农村老人哪里分得清什么奥密克戎还是奥妙克隆啥的，更不知道这个猪（株）那个羊（阳）了，大家都习惯把传染病叫做瘟病。

听我忧心忡忡的喋喋不休，父亲说没事的，他已经用毛竹把家门口的路拦起来了。我想这个病毒又不是狗啊猫的，毛竹怎么能拦得住呢？母亲说，你们不用担心，听上去和伤风感冒差不离，就按照土办法来预防呗，用老生姜熬红糖喝，再用艾草泡脚熏屋。更何况，真的有事情我们会去找长龙的。

长龙是乡卫生院的医生，撤乡并镇后，乡卫生院功能就像城里的社区医院。长龙以前是赤脚医生，别看长龙在乡下，但是在大伙心目中的地位，丝毫不逊于省城三甲医院的主任医生。十里八村的老人，哪个高血压哪个心脏病哪个头痛脑热，谁家里的药吃了多少还剩多少，该配不该配，长龙是一清二楚的。父母即使在大医院看病配药，也要拿去给长龙看一看，长龙审阅过后就放心了，好像长龙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大长今”。

北方的网友说，这次疫情袭击老家后，全村高烧的人都到诊所里打针，问是不是新冠，大家说管它是不是新冠旧冠，打了针后都活蹦乱跳了。四川的网友往乡下的亲戚寄了抗原，问要不要布洛芬和连花清瘟，结果对方说，不如到赤脚医生那里配一包便宜的头痛粉，管用。

我的一个朋友是临安人，他说：“我们一千多人的大村子，基本上都阳了，症状都不严重，也没听说谁大病了，病重住院了。这个病毒一来，村民们一下子到哪里去找西药，也买不到退烧药。还好，靠山吃山啊，大家都到附近山上挖草药寻草药，不管有用没用，煎水泡茶喝。什么前胡、艾叶、鱼腥草、野菊花；什么生姜、葱白、枇杷叶、青龙白；什么酒药花、白毛夏枯草、车前草等等，家家户户都在炖草药熬中药，一个村一下子冒出来很多‘赤脚医生’，人人都是老中医一样。老百姓一点也不恐惧，很少咳嗽，该吃吃，该睡睡，真的佩服劳动人民的创造性！”

我母亲也当过八九年赤脚医生，家中抽屉里有一本宝书，似乎是《赤脚医生手册》，扉页有一行题词：“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案几上常年放着个药箱，这些我们是不能轻易碰的。母亲经常到山上挖草药，给别人打针包扎，半夜三更被叫去给孩子接生。我小时候很羡慕有人生病住院了，那样就有黄桃罐头和苹果吃。但我很少头痛发热，即使生病了，都是上山挖个草药煎了喝，不去医院，自然也吃不上罐头和苹果。

母亲经常教大家辨别一些常规草药，家门口也时常晒一些花草啊根茎啊什么的。时间长了，我们都认识不少中草药，也知道它们的一些药效。如黄荆、桑叶、柴胡、白菊黄菊、葱白等，是感冒发热用的，能祛风散寒，咽痛消肿。蒲公英清热解毒利尿；鱼腥草、马齿苋、金银花清热解毒消肿。有一种草长得像鸭子的脚，叫做鸭跖草；还有一种叫做拉拉藤、割人藤，学名叫葎草的，可以治疗蛇咬疮痈肿痛等。

印象中母亲经常提到两种草药，不过我总是分不清。一种是叫做“七叶一枝花”，听名字就是七片叶子一朵花，根茎黑色细长椭圆，可以用于小儿麻疹肺炎。还有一味草药叫做“一枝黄花”，不是现在外来入侵品种的“一枝黄花”，可以治疗感冒、咽喉肿痛和扁桃体炎。还有一味草药叫做“三叶青”，三片叶子，根茎是一个吊葫芦，是治疗蕲蛇、银环蛇的良药。

乡村里的山涧边、田塍上，高山缓坡，几乎都是长着、藏着草药的福地，我记得村里的溪水旁，到处都是一丛丛的黄精，叶子像是细长的箬叶，根茎挖出来后，经过九蒸九晒，黑黑的甜甜的，咬着像是番薯干，煮水喝了能补脾润肺生津。

母亲当赤脚医生后，每次到学校打疫苗，总是先把我拽出来一针扎下去：“同学们，你们看，一点都不痛的。”大哥和二姐都会扎针，也懂一些草药。尤其二姐，从小就喜欢看母亲给别人打针，学着大人的样子，摸摸人家额头，看看舌头搭搭脉。她三四岁的时候，因为跟着母亲到医院看病人，一不小心还染上了脑膜炎。

小时候的我每天跟着大姐、二姐，很多小病小痛，都是姐姐们照顾好的。二姐还无师自通地掌握一些独门秘籍，学会治疗医生手册上没有记载的一些病例，最典型的就是帮我治好了牙痛。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正月，这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山里的交通断了。偏偏这个时候，我的半颗蛀牙痛了，右边下颌倒数第二颗臼牙，像被点着了的炸药一样，鬼抽般撕心裂肺。

牙痛不是病，痛起来不要命。10岁的我痛得从床上滚到木板上，又捂着嘴从楼上哀嚎到楼下。姐姐们给我找到了几粒止痛片，第一次吃一颗，没用；第二次吃二颗，没用。第三次吃三颗，母亲说，再吃下去，牙不痛了，人恐怕要傻了。

大雪封山，我们根本出不去，更何况，当时的交通工具也只有自行车。即使能出去，距离六七十里的地方，才有镇医院。二姐说，没有办法了，试试农村的杀牙虫土办法吧，不过我没有试过哦，权且死马当活马医吧。

二姐先找来一盏煤油灯，倒了一碗农村里打的菜籽油。从旧被单上剪了一条棉片，用白麻线密密缠在筷子尖上，像是一根橡皮铅笔。然后让我坐在火盆边，吩咐我对着光亮张开嘴巴，张得越大越好，姿势固定不能动，她撸起袖子开始手术。

所谓手术，就是把包了棉布条的筷子，浸泡在菜籽油里，然后在煤油灯上“呼啦”一下点着，燃烧3秒后，“噗呲”吹灭火苗，趁着滚烫的温度，把冒烟的筷子头按在我虫蛀的牙齿上。

我一看这个阵势，和渣滓洞烙铁行刑一样，又害怕又慌张又疼痛，哪里肯将就，拼命想逃脱。二姐说，你再扭来扭去，这个滚油滴到你脸上，就是变麻婆了。

我只有忍耐住万般恐惧，任由二姐摆布。筷子油布滋滋响着按在我的牙齿上，燃烧、熄灭，再燃烧、再熄灭，我似乎听见牙齿里面有万千虫子兵荒马乱，被火油烧死的呐喊嘶叫和垂死挣扎。

二姐连续三天给我杀牙虫，每次半个多小时。最后一次却失了手，手一哆嗦，没有把控好，一滴滚油烫在我嘴唇上，立马起了个大血泡。母亲见状跺脚就骂：“你就不能当心点吗，这毁了容，以后还能嫁得出去吗？”

非常奇怪的是，从二姐给我杀牙虫到现在，三四十年过去了，我那个虫蛀的半截破牙，再也没有痛过。

“赤脚医生”漫山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农村真的是个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本文配图由CFP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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