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讯！新年初读｜叶兆言更新了“南京书写”，新长篇是一部草莽英雄的心灵史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如果说起一座城市，就想起一个人，那么说起南京，就会想起叶兆言。

很多年以前，去南京拜访叶兆言，那一年，他刚写出了长篇小说《很久以来》。再后来，是《刻骨铭心》。再后来，是这部《凤仪之门》。一晃差不多十年。这十年间，叶兆言从中年慢慢步入了老年的门槛，但写长篇小说的劲头，从未衰减。

作为写长篇小说的标杆型作家，叶兆言是实践派。他总是对向他取经的后辈们说，写小说，你就是要多写，要不停地写。这样，才能越写越好。

叶兆言自己，也是一名每天起来，必须有几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写作的人。虽然岁月过着过着，不觉到了退休年龄，女儿也成了大学教师了，但叶兆言每天打雷不动地写作，此外，他阅读，游泳，看球。一个活得越来越真纯的，有自己兴趣爱好的人。如果哪个宾馆里看不到他想看的球赛，叶兆言首先想的，赶紧回南京家中，可以满足看球的愿望。

作为一个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从《南京人》、到《南京传》，从《很久以来》、《刻骨铭心》到《仪凤之门》，叶兆言以不同的形式，变着法子讲述他的南京故事。几年前，《南京传》出版，这是一部非虚构之作，2022年初冬，他又拿出了一部讲述南京故事的《仪凤之门》，这一部，是长篇小说。

南京这座生活了很久很久的城市，也越来越像他的情人。更确切地说，像他青梅竹马的恋人。衣带惭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伊”，是南京。

你看，他在《仪凤之门》的扉页上写上了李白的这首《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他开始讲述这一个民国的南京故事。“很多年来，仪凤门都是南京的北大门。所谓北大门，也就是城市后门。明城墙有十三个城门，出了仪凤门这后门，是长江边，官员们北上，军队出征，都要走这个城门。如果打了胜仗，附近老百姓便会聚集在这儿，欢迎凯旋将士。不过南京这城市，自古以来不喜欢打仗，也不太会打仗，打了胜仗归来的欢乐场景，其实很少的。”

南京，不仅仅是南京人叶兆言，因这座城市在中国有史以来的重要地位，南京是更多人的南京。是历史坐标里的南京，也是现实生活里的南京。

活在21世纪的南京人叶兆言，无疑是一位与南京的时间皱褶最严缝合缝的作家。

小说停留在1927年的春天。男主人公杨逵的妻子芷歆死于流弹。二十多天后，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定都南京。就此，一出从晚清到大革命前夜风云变幻的大戏落下帷幕了。

而主人公杨逵的一生，起于仪凤门，落于仪凤门。在仪凤门重修完工那一年，他拉着黄包车与仪菊、芷歆这两代女性相遇，不远的将来，他一步步成为革命党人，个人感情与这两个女子剪不断，理还乱，他成为商界名流。他曾经一起拉车的底层兄弟，也一一卷入那个动荡的时代，他们从懵懂少年到风霜中年的半生，凤仪门见证了他们轰轰烈烈的人生变奏曲。

无论杨逵曾经如何叱咤风云，从此，江湖上不再有此人的传说，杨逵这个人物，随着仪凤之门一起隐遁了。

人，个体，时代，命运，尽在《仪凤之门》的见证中。如果说林语堂曾经写过一部《京华烟云》，那么叶兆言则写出了一部自己的“金陵烟云”。

正如评论家潘凯雄所言，“历史和现实、文化和物质，多维度刻画南京与南京人的精神图谱，构成了叶兆言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南京叶家，一门四代南京文人。叶兆言的爷爷叶圣陶。父亲叶至诚，女儿叶子，都是文化人。在《仪凤之门》出版前，叶兆言还出版了一本小书《通往父亲之路》。如今花甲之年的他，非常怀念跟父亲如兄弟般相处，一起畅谈文学的快乐时光。

如今叶兆言住在南京下关。现在住的地方，对着长江。他天天看长江从脚底下流过，仿佛感觉时间并没有变过。他说，如果我不在长江边，可能就不会写这样一个故事。

《仪凤之门》25万字，在书中，叶兆言关于《仪凤之门》却不着一字。没有序，也没有后记。

“只能说这本书写到了女人如何给男人力量，写到了爱和不爱如何转换，革命如何发生，财富如何创造，理想如何破灭，历史怎么被改写。”关于《仪凤之门》叶兆言这样说。

写，不停止写。写作，是作家叶兆言唯一的答案，最纯粹的姿势，也是最多的乐趣。

叶兆言来过杭州很多次了，最近来杭州的一次，是今年秋天，叶兆言作为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委来到杭州，当评委之余，还和夫人一起游了西湖。而富阳人郁达夫，和叶兆言的祖父叶圣陶同为民国作家。本报记者抛出一个关于杭州的问题，请叶兆言想象一下，“如果作家叶兆言一直住在杭州，面对西湖而不是秦淮河，或面对钱塘江而不是长江，他会写出怎样的小说来？”

叶兆言说：“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不过，这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果有机会，我可能会展开说一下，这个话题可以写一篇很长的文章。我和浙江的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就说清楚。”

就让我们杭州人期待叶兆言的一篇关于浙江、关于杭州的“很长的文章”吧。

问起叶兆言的写作近况，他有点痴地说，“我眼下就沉浸在当代生活的写作中，正在火热中。”

新的一年来了，“历史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叶兆言的话，掷地有声。叶兆言的新年愿望是：健康，无事。也祝愿我们大家和作家叶兆言一样，火热地沉浸到当下生活中去。

以下，是本报记者与叶兆言的对话——

【历史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

钱江晚报：为什么这本书出版，书中您自己一个字都没有交待的，没有自序没有别人作序也没有后记，如此的简省？

叶兆言：印象中，我好像没有让别人写过序，自序是有的，这篇小说的楔子，就相当于是自序。自序有各种写法，这个楔子可能就是。

钱江晚报：写完《仪凤之门》，您计划中必须写的“南京之书”都完成了吗，或者还有几部要写的？我们看到生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作家，对“百年叙事”似乎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般的自觉和执着在，关于南京，您是否已经通过几本书完成了“百年史书写”？

叶兆言：应该还没有，谈不上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想写，忍不住要写，写作是冲动和强烈的欲望。只能这么说，我在写的是一本大书，正在写的，所有以后还没写的，都将是这本书的补充。

钱江晚报：写《仪凤之门》，落笔时你在作家意识上是认为历史为重，还是人性为重？或者说，写这部长篇时，您是如今平衡好历史与人这两者的位置的？

叶兆言：历史是不重要的，当然应该是人。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挖掘，人性也是。作家更感兴趣的一定是人性，写人才是小说家最大的热情所在，小说家真正感兴趣的永远是人，是复杂的人性。

钱江晚报：小说中的爱情，杨逵对芷歆，从爱到不怎么爱，到重新发现爱，芷歆对杨逵，是随着自己少女时代的终结，步入已婚女性行列，她对这个从底层上来的男人的情感一点点改变了，杨逵对仪菊，随着仪菊的老去，似乎爱也消退了。这部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是否代表了您个人对男女关系某种此消彼长的看法？

叶兆言：爱情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因为说不清楚，小说家便不自量力一直在说，在喋喋不休。爱情当然是会有一种特别复杂的内心活动，这是不容怀疑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内心。人的心脏不大，可是内心的活动却是无限大。

钱江晚报：您被称为是一位特别有书卷气的知识分子作家，很好奇对您来说，把历史写活，是一种怎样的挑战？

叶兆言：这个谈不上，作为一名作家，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把未写的，正在写的小说写好。想写好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动力，写小说就是不择手段，尽一切力量去努力写好。

【人力车夫、底层人物和底层社会】

钱江晚报：我觉得《仪凤之门》的底层社会您写得特别好看，每个人物都很生动，比如炳哥、铁梅、阿二、水根等等，每个人都活灵活现的，看某些桥段时，以为我在读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呢，有时候，又觉得很像《水浒传》。您是如今来把握这些三教九流的底层人物的，还有他们身上的江湖气和草莽气的？

叶兆言：这可能与平时的阅读准备有关，人性是复杂的，江湖气和草莽气，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东西。写作有时候为什么会感到快乐，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写作中，自己能和这些三教九流人物在历史的时空中对话，在文字的空隙里与他们共存。

钱江晚报：老舍写过著名的《骆驼祥子》，您书中也写了一群祥子，杨逵他们比祥子幸运多了。为什么这样一部写史的小说，主角您选择了人力车夫，我们知道您自己当过工人，做过钳工，您很了解车夫这个行当吗？书中的车夫们有原型吗？

叶兆言：应该坦白说没有原型，也不能说是特别了解。作家要感谢想象力，是想象力帮助了我们，是想象力让我们有了飞翔的翅膀，事实上，不仅写作是这样，阅读也是这样。没有想象力，阅读也会是困难的。

钱江晚报：相比之下书中的底层人物们，似乎书中革命党人的人物形象反尔略显苍白一些？

叶兆言：那可能是我没写好，不过说老实话，历史上的很多革命党人，本来就是相当苍白的，他们的丰满，他们的神话，有很多是我们后来塑造的。

钱江晚报：说说《凤仪之门》中的铁梅，她是卖西瓜的瘸子阿二的老婆，是南京下关的底层妇女。这个女性边缘人物特别有意思，她身上似乎同时有正与邪，善良和狡黠，她穿梭于各种男性中毫无道德压力，她在最底层的环境中生存，生命力强大又旺盛，她也有勤劳勇敢的一面，您的笔下是怎么会跑出来这么一位有点像潘金莲又有点像阿庆嫂的江湖底层女性的？

叶兆言：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从文学形象说，潘金莲和阿庆嫂都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我写的人物有那么点像，那应该算是表扬了，谢谢。

【南京的，中国的，世界的】

钱江晚报：“好像见惯了乱世，习惯了醉生梦死，耳朵里都听到隆隆的枪炮声了，依然是该吃就吃，能玩就玩”，在您看来，六朝古都子民的南京人身上有这样一个地域性格吗？南京人跟江南其他地域的人有什么不同？

叶兆言：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同时，又都是不一样的。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一样和不一样，能够鲜活地写出来。

钱江晚报：您创造了乱世中的一个杨逵这样的金陵人物，他似乎是一个另类的革命党人，亦正亦邪，您怎么评价历史烟尘中这么个有些复杂的人物？

叶兆言：我更想知道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任务是把杨逵这个人物写出来，写活，然后让读者去评判，好的小说是需要读者参与的。

钱江晚报：我们梳理一下时间线的话，《仪凤之门》从1907年写到1927年，后来您又写了《1937年的爱情》，再后来的长篇，一路写到了五六十年代、一直到80年代（是否是这样），您对南京的历史掌故等是非常了解的，应该说是“南京通”，这是否会在您选择小说题材时，会倾向于写那些跟南京历史相关的题材，而忽略掉那些当下正在发生的，或者说作为一个外来人口聚居地的新城市方面的题材？比如说，您对2000年以来的南京，没有写一部长篇的欲望吗？

叶兆言：当然是有。我眼下就沉浸在当代生活的写作中，正在火热中。

钱江晚报：您坦言自己没有想明白很多事，比如革命，比如爱情，那么一个作家，对没有想明白的事也可以写吗，这种作者的“不明白”是否会影响到小说中人物的“不明白”？比如小说主人公杨逵，我觉得似乎作者没有写清楚，或者说没有说清楚，他怎么就成革命党人了，似乎他的内心逻辑有些模糊？或者是否可以说，在一个大时代里，很多人的选择具有偶然性？正是偶像性构成了命运交响曲？

叶兆言：你说的对，确实没有说清楚，有些模糊，我把这些留给读者了，希望读者能让这些东西变得清晰起来，希望读者自己能想清楚。

钱江晚报：您在上海书展的新书首发式上说了一句话，您说“越是世界的才是真正地方的”，那么《仪凤之门》的故事如果抽离了南京，移植到世界上的另一个角落，它能够成立吗？

叶兆言：完全成立。

【作家简介】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五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仪风之门》，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