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让对方帮你们继续带货？”以直播服务折抵执行案款，点赞杭州这份和解协议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黄伟芳 通讯员 钱塘法

“每场直播结束以后都要复盘，业务上多做横向比较，业绩上多做纵向比较，一旦变成‘爆款’那就是双赢。”说这样话的，可不是带货的主播，而是杭州钱塘法院的执行法官。

这背后是一个“终本”案子在懂直播的法院调解下“起死回生”的案例。

杭州某化妆品公司和安徽一家传媒公司有业务方面的合作。

2021年6月到9月期间，传媒公司“直播带货”没有达到约定销售额。这下不仅失去了客户，还坐上了被告席。

经法院判决，传媒公司需要返还化妆品公司服务费等29万余元。

然而判决生效后，部分地区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收发快递，传媒公司业绩一度下滑，甚至还出现经营困难，最终因未按时履行判决书而成为被执行人。

钱塘法院执行员练一鎏接手这个案子后迅速开展执行工作。

但是，他很快发现公司名下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原来，这家传媒公司的办公场地是租来的，即使变卖全部的直播设备，也无法还清案涉债务。

执行渠道受限，案件变得有些棘手。

那么这个案子要“终本”吗？

得知对方名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申请人公司法务有些心灰意冷，“对方给我们公司造成的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如果钱拿不回来，我没法跟公司交代啊！”

确实，如果按照常规办案思路，这起案件案符合“终本”条件。

虽然当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执行程序还能重启，但是，漫长等待中的不确定性不仅意味着较高的时间成本，还会让申请人面临着长期无法兑现胜诉权益的现实风险。

此外，对于被执行人而言，一旦套上“失信”的枷锁、背上债务的包袱，极有可能直接被“拖垮”。

是不是存在解决问题的其他路径呢？

练一鎏认为，案涉纠纷虽因传媒公司直播业绩不理想而产生，但若“跳开”双方签订的《直播带货服务协议》来看，传媒公司提供的直播服务也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同时，通过了解到，虽然传媒公司目前经营较为困难，但没有其他外债，而且尚能维持直播间运行，多数主播也没有离职。此外，公司明确表示待经营好转后，愿意偿还债务。

“要不，让对方帮你们继续带货，用服务折抵案款？”执行员向申请人公司法务建议，“经过之前的合作，主播对你们公司的产品也比较熟悉了，而且直播带货业绩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哪怕换其他合作公司也未必能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充分考虑市场效应及合作优势后，双方最终均接受了练一鎏的建议。但谈到具体合作方案时，双方又产生了新的分歧。

“目前是公司产品打开市场的关键期，我们不可能不强调带货效果的。”一开始申请人一方坚决要求和解方案按照原《直播带货服务协议》继续履行。

“之前打官司的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流量本身就不稳定，而且也不一定都能转化成购买力。部分地区物流不畅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对此，传媒公司的代理人十分为难，“按照原合同中的条款，万一直播效果还是不理想，债务会像‘滚雪球’一样，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练一鎏再次向双方建议，除了直播带货业绩以外，被执行人的直播服务本身也应量化后予以综合考虑。

直播带货主要还是为了扩大宣传面，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如果转化率不高，也可以看看是不是改变一下直播服务的时长、时间段、带货方式等等。另外，也要综合考虑被执行人投入的直播成本。

随后，他又引导传媒公司方正视自己的直播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每场直播结束以后都要复盘，业务上多做横向比较，业绩上多做纵向比较，一旦变成‘爆款’那就是双赢。”

最终，双方均接受了建议，在练一鎏组织下对原合同的直播销售额、履行时间、合作佣金、违约责任等进行了补充修订，申请人亦同意撤回执行申请，法院依法裁定本案终结执行。

“感谢法官！”申请人在“微法院”提交撤回执行申请书后，又打来电话致谢，“没想到最后大家能不伤和气地把问题解决。确实我们的产品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还是曝光量，流量有了就不愁没有销量。”

最后，钱塘法院的执行员也想提醒其他案件中的被执行人，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是难免的，但一定要以诚信、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法院对于征信正常、尚在经营、明确表示履行意愿且具备一定履行能力的企业，会根据个案进行研判，通过相对合理的执行方案，在法定范围内尽可能降低执法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但是，如有恶意欠薪，企图以“空壳公司”逃避债务的，面临的将是强制执行措施的“重拳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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