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双城生活│长三角跨城通勤的他们，有人重新陪伴家人，有人发现自己还是“外省人”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陈馨懿 潘璐

疫情下的上海街景。

“以前总觉得双城通勤没什么，只是距离远了一点，和普通上下班差别并不大。直到一波波的疫情反复到来，才发现原来通勤会有这么多不确定。”49岁的艾琳感叹。

艾琳在上海生活，于苏州上班，两地距离六七十公里。艾琳曾经会每天驾车往返，但现在，她离开苏州时，会做好长期外出的准备：关好窗，切断电源——艾琳担心，自己有可能会在上海隔离数日。

在长三角一带，像艾琳一样过着双城生活的人不少。《2021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显示，上海市域周边城市的跨城通勤规模为7.66万人，连续三年增长。

为了更好的工作，他们出发；为了家人和牵挂，他们回家。每天或每周固定的一来一回，成了跨城通勤者的生活节奏。

但新冠疫情之下，这些原本稳定的节奏被打破了。当“非必要不离所在地”的提倡出现后，工作地和生活地成了双城一族不得不面对的“二选一”。

有人选择逆行回家，和家人共克时艰；有人留在了工作地，等候疫情淡去。疫情之下，他们对于工作和生活，有了另一番思索。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采访了几位双城一族，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出门关好窗切断电源，已学会防控中的生活

艾琳（化名） 上海生活 苏州工作

我现在正在上海的家里，和妈妈、女儿待在一起。

小区目前正在封控状态，读初中的女儿上网课，远程办公的我总在开会，喜欢遛弯的妈妈也不得不更多待在家里。

我今年49岁，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不过，上周，我参加小区的防疫志愿活动，负责人打量着我，很惊讶：“你住在我们这栋楼吗？我怎么感觉没有见过你。”

艾琳成为小区防疫志愿者

我待在小区里的时间确实不多，因为我平时在苏州工作。最开始，我会每天开车上下班——我的女儿正是青春期，我不想错过陪她一起成长的日子。

我家在上海嘉定区，距离苏州有六七十公里，每天通勤时间在3个小时以内。6:45左右，我开车出门，先送女儿上学，我再上班；18:30下班，回到家大约20点，还能陪女儿写作业。后来，女儿长大了些，我便在苏州租房，周末时再回上海。

我是在2020年开始在苏州工作的。我是工厂一线员工的生产运营主管。上海的制造业在不断地往周边迁移，我之前的公司就从上海闵行一带搬迁到了嘉兴，我觉得离家太远了。相比起来，苏州工业园区里的公司，还更近一些，我便换了工作。

结果刚入职，我就碰到了新冠疫情爆发。当时恰逢春节假期，工厂还没复工，于是公司便延长了假期，我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今年就不一样了，工厂一直在开工。而上海、苏州轮流出现疫情，我在两地之间的往返就变得不太规律了。

1月份时，上海零星出现疫情，我去苏州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因此，每周日我都会去做核酸，再去苏州；

春节之后，我先在苏州待了一周。周末，2月14日，公司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出现疫情，当时我已经回到了上海，就被要求居家健康观察14天；

再之后，我回到苏州待了两周，期中每两天就需要做一次核酸。

上周四（3月10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例和无症状感染者64例。我担心随着疫情波动，如果妈妈、女儿所在的小区封控，没有人陪着她们。

当天，我就向公司说明情况，申请了在上海远程办公。我回到家不久，就接到了来自苏州的社区电话，通知我需要“3+11”。我告诉对方我已回到上海，短时间内不会返回苏州。

临走前，我切断了苏州出租屋里的电源，关紧了窗户，把可能腐烂的食物丢掉。这也是我今年才养成的习惯，现在每次离开苏州，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准时返回。

除此之外，出租屋里也没什么要挂心的事了。在苏州，我租房只是为了休息，家里的东西不多，平常也很少下厨。不像在上海，我的家里养着多肉植物，还有一条狗。

艾琳家里的多肉植物。

从3月10日至今的这么多天，是我以往双城生活中难得和家人团聚的日子。3月11日，也就是回到家的次日，是我女儿的生日，我们在家里一块吃了蛋糕。而去年，我只能在周末给女儿补过生日。

我已经快50岁了，我想把生活重心更多地往家人转移。

艾琳陪女儿过生日。

小区封控了接近3天，但我发现，在小区里晃悠的人不少，我感觉从来没见过小区里有这么多人。比起疫情爆发之初，现在大家的心理状态不一样了，已经学会了在疫情防控中生活。

当然，我还是希望这轮疫情早日结束。这段时间，我看到下属们依然在一线工作，而我却是远程鼓励他们“坚持生产”，感觉挺不好意思。

等到疫情再平稳一些，我就要继续苏州——上海的往返了，这也是我的工作职责。

我和男朋友都居家办公，开始真正使用“家”

冰糖（化名） 上海生活 杭州工作

我曾经数过，停着的大巴车有将近40辆，每辆车能承载40人，算下来，总共可以承载1600人。这是我们公司安排的沪杭往返大巴。

我们公司在上海和杭州都设有办公点。不过，除了业务往来，乘坐大巴的人不少和我一样，是在杭州上班的上海人。这趟大巴只在周五、周日和周一开通，也就是保障周末通勤。

我来杭州快两年了。基本上，每周四晚上，我就会收拾好行李，第二天带到公司，下了班便乘大巴回上海。直到周日晚上，我再乘坐大巴回杭州。

我是上海人，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都在上海。不过，我从事的是和互联网相关的工作，杭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在杭州，我认识的同事里，大约有20%是上海人，我们都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来到了这里。

杭州的西湖很美。不过，到了周末，我还是想要回熟悉的上海。在杭州，我的生活以工作为主。每天早上化好妆出门，白天在公司食堂吃饭，晚上回到家休息。我试着养过几盆绿萝，不过工作太忙，有几天忘了浇水，它们便枯萎了。

我记得，最开始回上海时，我爸爸会在下车点接我回家。后来，我恋爱了，男朋友便接替了爸爸。我的男朋友也是上海人，在上海工作。

疫情下的上海街景。

现在，我就和男朋友住在一起。3月初，因为疫情，公司便停止了双城通勤的大巴。停止大巴的通知发到了每个员工的邮箱里，保证所有人都知晓。3月8日，妇女节，下午休假时，我看到公司群里在讨论，沪杭通勤可能要实施“3+11”。

考虑到未来可能会要求隔离，我决定回上海。

直到今天，我还在居家办公。这是我第一次居家办公，我的男朋友也开始居家办公了。

疫情当前，我们都不太敢出门，几乎一整天就在家里待着。我们开始真正地使用这个“家”：我们下厨了，我负责做菜，他负责洗碗。而在杭州工作时，一年里我只下厨过两三次。

双城大巴还没有恢复，我也还没有收到回杭工作的通知，居家办公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疫情就是这样，创造了很多不确定。也因此，熟悉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变得更为可贵。

原本已无城市边界，疫情下凸显“外省人”概念

邹俊杰 芜湖生活 南京工作

我经常能在安徽通往南京的早班车厢里看到熟面孔，尤其是在经停马鞍山站之后，车厢里就看不到一个空座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下，和我一样“家住安徽，南京工作”的人有很多。

我是去年八月份换的工作，选择去南京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薪资待遇也更好。我仔细比较了往返交通成本，以及在南京租房的费用，结果每个月只差了七十多块钱，所以还是选择每天赶回芜湖。

媳妇觉得我来回跑太辛苦，但这样我就能在晚上八点多回到家，吃上媳妇准备好的热腾腾的饭菜。回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邹俊杰。吴俊/摄

从芜湖到南京，两百多公里的往返交通需要花费三个小时。我也碰到过各种意外，比如暴雨之类的极端天气，会导致列车晚点然后迟到。有时候会有没法推的聚餐或团建，晚上结束得比较晚，就回不了芜湖。去年有一次台风天列车停运，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顺风车才回到家。

今年两月份苏州出现多起疫情后，我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芜湖和南京两地的防疫政策有没有更新。当时从外省回芜湖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我就会在出站时跑得飞快，这样在高铁站现场做核酸，排队十几分钟就能排到。

3月11日开始，从芜湖出站需要无差别核酸检测。从3月14日开始，从市外低风险地区到南京的，需要实行“3+11”的健康管理措施。疫情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防控措施也越来越严格。

邹俊杰。吴俊/摄

那天，我早上离开家的时只匆匆收拾了一些生活必需品，来不及带的衣物只能让媳妇用快递寄过来。单位给我和其他三位从安徽过来上班的同事，提供了实习生宿舍用来暂住。

南京现在已经发了疫情防控第10号通告，地铁部分区段也已经停运了。我们也不想给防疫工作增加压力，加上单位提供了住处，我打算等政策调整之后，再看看能不能回家。这几天，我每晚会和媳妇打视频电话。

疫情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交通日益发达，我们每天来回跑，渐渐地也没有了城市边界的感觉。但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就会意识到还是有“外省人”、“来自外市”这样的界定。这样严格的疫情管控政策是必须的，可以保护更多人，我们也会更安心。

邹俊杰。　吴俊/摄

不知道自己的双城生活会持续多久，因为如果在南京买房的话，我们也只能选择比较偏的地段，而且媳妇在芜湖的工作还在上升期。对我们来说，双城生活是暂时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