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爱的人｜传承

□沈博霖

小镇有个很好听的名字：甘霖。容易让人联想起慈悲的观音，普降甘露，拯救落于世间苦难的人们。小镇隶属嵊州，古称剡城，坐落在山清水秀的江南鱼米之乡。山，众多却都不高，虽无多大的知名度却多有些来头：西北方向绵延而来的是会稽山脉，那是道家名士魏伯阳炼丹的场所，他的《参同契》是道家的重要经典，应该就成书于此；西边有山却名南山，但不是“悠然见南山”的“南山”；东北方向的东山却是名副其实的，“东山再起”的东山；步行就能到达的独秀山，那是书圣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的隐居之地，也是祖父经常上山采药的地方……似乎应了那句古话“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是诗仙李白名句“送我至剡溪”中的剡溪。这片水域上，古人曾演绎了诸如“雪夜访戴”的故事，“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被解读作一种人生境界；追溯到水域的源头附近，还能发现儒家代表人物朱熹讲过学的“贵门书院”坐落其间。

这样的一方水土，这样的历史沉淀，养育出的人们容易浸染一种特殊的内涵和气质。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亲带我们回老宅，当我看到壁板上几个俊美的正楷字透着阵阵秀气，顿时被深深吸引。虽然我自幼练习书法，获过奖项，也自叹不如。父亲告知这是祖父的笔迹，便问父亲：“爷爷是秀才吗？”没想到这打开了父亲的话匣子——祖父做好人好事的故事，父亲给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直至行善深入我们的骨髓。父亲就是这样善于从日常琐事中挖掘优秀的教育题材。而行善，对社会多做有益的事，也正是父亲重要的教育理念。

祖父是普通的农民，目不识丁。这秀气十足的三个毛笔字是他的名字，也是他仅能写的字。祖父是从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们那里学来以备签字画押时所用。据说学会后祖父有空就喜欢练习，所谓练习，无非是干农活的间隙，蹲在田埂上，用几根稻草在地上比划；或是在院子里的石板上，拿根树枝蘸点水“书写”。这不免使人想起王献之“十八口水缸”的故事，而这或许正是艺术的本源。

祖父虽无文化，却是一个“标准”的大善人。比如，祖父每到农闲，就会忙碌起修桥补路例行事务。那时从小镇通往田间的几条必经之路，都还是泥土路，在雨水充足的南方很容易损坏。祖父就会独自（有时带着孩子）去溪江里采来石子，修补损坏路段。镇里溪涧纵横，自然会有诸多形式的桥。那时的桥多很简陋，有的还是独木桥，这些也是爷爷常年维护为己任的。

又比如，那时还有路廊，供行人休息歇脚。会有简陋的石板凳，也会有好心人放些茶水供人解渴。使人容易联想起客栈，只是没有那份浪漫。那还会是一些流浪汉的暂时栖身之地。那还是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年代，日子久了，免不了会有些流浪汉在路廊里过世。遇此，祖父总是会悲悯之心大发，用家里用旧了的席子，包裹起尸体拉到附近的山里，做个简陋的土坟，让这些世上无人牵挂的孤独灵魂入土为安。

有些好事是无需声张、只需独自承担，而有些好事是需要些“名气”完成的。这里得提及祖父的一手绝活——治病救人。祖父得传一种特殊药方，用当地的一味草药医治一种常见却又棘手的病。此草药盛产在前面提及的独秀山。到了采药季节，祖父总会一个人艰辛地徒步上山，采药晒干，免费医治生病老乡，据说宁波台州等地也有慕名前来的。

我一直在想，祖父的内心想必是十分富足美丽的，要不怎会在他仅会写的三个字里透出如此的秀气，可知古人所言“字如其人”不假。

而父亲就是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成长于这样的家庭里。按往常，父亲也该是延续那农忙之余修桥铺路、上山采药的恬静朴真生活。然而，注定父亲要以完全不同方式行善于世的是那个时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时空要素之一的时间在起作用。那是一个变革动荡的时代，不仅仅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更是文化的又一次大融合。诸如“存在即合理”的“野性”和着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毫不留情地冲击着天人合一的宁静，伴随德赛两先生正懵懂地来到中华大地。这种大融合带来的裂变阵痛，首当其冲的一两代人的感受是十分深刻的。而融合并结出果实似乎也不是几代人就可以快速轻易完成的，尽管有了科学的摩尔定律。

这种文化层面的冲击，对重视教育的那部分人来讲，影响肯定更大。祖父母自己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但却是极其重视孩子的教育。相比祖父的善良，祖母更具眼光：即便家里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读到他们自己不想读为止。正因此，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在那个时代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兄弟仨都成为了有出息的人才，被当地老乡称为“甘霖三杰”。两位叔叔选择了为官之道，二叔做过甘霖镇最高的父母官，小叔则初小毕业参军，官至大校，差一步就是将军了。于现实，两位叔叔的选择实属明智。

父亲锦堂师范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的教书先生，那时的父亲由于营养不足发育较晚，个头还没长好，教着一堆比自己个子还高的学生，却深受大家的喜欢。或许正是这师生情谊，影响了日后的关键抉择。

远方家乡的水。

不久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满腔热情、满怀感激、满脑救国的父亲立刻投入到了声势浩大的新中国的建设大潮中。他参加的是供销社的工作。由于处在新旧交替之际，百废待兴。父亲说那时到乡下开展工作非常危险，需要有带枪的民兵陪同，听说还有牺牲的。记得最深的是晚上出去拿手电筒有讲究：必须是向旁边平伸手臂握手电筒，这样即使受到冷枪的袭击至少会减少三分之二的风险，危险由此可见一斑。幸亏如今手电筒使用频率不高，要不每次用手电筒我总会想起这幕场景，而不知该用哪个姿势握。而父亲凭借他优秀的组织能力，加上骨子里的善良和为百姓着想的天性，在老百姓那里很有威信、很受欢迎，工作开展得很好。本来这样走下去的话，估计和两位叔叔一样，父亲也会从政，想必也会成为百姓拥戴的好官。

但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这时父亲获得了极其珍贵的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想想那时高中毕业已很了不起，上大学这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父亲犹豫再三，选择告别亲人北上求学，到当时有名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所名家荟萃，我这个外行听说过的就有范文澜、翦伯赞等等。若是这样一直能安心地在研究所工作下去，想必父亲也会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可时代总是喜欢捉弄人。社会的变革远没结束，也无情地深深影响着漩涡其中的每个人。紧跟着，中华大地上开启了一系列的运动。个性耿直的父亲，再一次毫不犹豫地响应国家的号召，离开北京回到了老家。稀缺的大学生回到小县城，工作可以自由选择。为了对得起国家的培养，或是眷恋那份美好的师生情谊，父亲选择了到嵊县中学再一次做教书先生。而在嵊县中学这一呆就是一辈子。这也成就了父亲成为一位出色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宿命。

父亲是县城第一个全国特级教师，而且是著名特级教师。父亲教历史，据说父亲教得既生动有趣还非常适合应试，教出的高足很多取得了省里前几名甚至第一的好成绩。通常情况，大多数学生对班主任和作为主课的语文数学老师比较亲密，但作为历史老师的父亲出乎意料地在学生中拥有极高人气。记得曾经听有老师在“嫉妒”地议论：这沈老师又不是班主任也不是主课老师，怎么同学们这么喜欢他？清晰地记得，每逢过年、暑假以及张榜公布之日，家里总会来访成堆的学生。有取得好成绩报喜的，有介绍毕业后所见所闻的，记得那时我也爱凑在旁边听；也还有毕业多年的学生请父亲给新生儿取名字的……更记得我在清华上学时，有一次父亲从老家来看我。当时有个父亲早年的学生，已经是某重点高校的大校长。听说父亲来北京了，于百忙之中来我简陋的清华宿舍看望父亲。这事对我内心触动极大：这是需要多深的师生之情啊！可见学生对父亲的尊重是如此持久、如此强烈！想必这其中绝非仅仅是由于出众的授课水平吧。除了完成知识的传授，父亲的教育理念中的特殊内涵，或许更为重要。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传递了正能量。

父亲对学生有一种天然的、发自内心的、强大的爱心。父亲是真心希望学生好的那种，对学生的关心有时会到一种让我们作为子女“嫉妒”的地步。早年曾经有个学生非常好学上进，由于家境困难，上学没有像样的鞋子穿，尤其体育课，只能光着脚跑步，即便是冬天。父亲见了，实在不忍心。想必当时由于教师的待遇很差没什么经济实力直接去帮助，也或许是父亲另有用意，父亲就向学校反映，通过坚持不懈的各种奔走协调，终于帮该同学买了一双能跑步的鞋作为奖励。这位同学一直念念不忘父亲的培育之恩，后来也很有出息，做了省里的领导，为一方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教育的薪火相传？而这类感人的事还有很多。

父亲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要不断进取多做善事，对社会多做贡献，就像不厌其烦地通过给我们讲祖父一生行善的故事一样。正是父亲的苦口婆心，很多父亲的得意弟子都胸怀大志非常有出息，无论为官还是做学问抑或经营实业，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桃李满天下的真正含义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而如果说有理想是个体对外部世界而言的，那么对自身的完善升华也在父亲的教育理念中占据重要位置。父亲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教育他的学生（包括他的孩子们），做人一定要有骨气。比如，“养吾浩然之正气”是父亲很喜欢的一句话，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时常会书写此句送给学生。

父亲的这些根深蒂固的理念是与父亲生长的环境和时代分不开的，不难发现这其中的深刻关联。这一内一外的要求不正是儒家精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对社会要有价值多行善的教诲不是佛家慈悲思想又是什么呢？

相濡以沫的爷爷和奶奶。

然而如果认为父亲的教育理念里只有这些古典的文化，那就又忽略了父亲出生的那个时代背景了。前面提及过的赛先生（科学）闯入中国，里面有个标志性的事件之一是庚子赔款设立了清华大学。父亲极其敏锐地意识到科学之重要性。也似乎冥冥中引导父亲培养了两个清华学子，让儿辈去追寻科学救国之路。小时候常听长辈讲，父亲把我们培养成科学家的念想是强烈的。惭愧的是自己过了知天命之年也还不是一个科学家，肯定让父亲失望了。父亲虽然文科出身，而父亲的思想里暗合了诸多科学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逻辑性。父亲的教育理念及讲课设计等，回头看来都是极具逻辑性的，这也是让貌似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从而使学生能够更易掌握的缘由吧。而有意义的疑问是，父亲的这种科学素养，在这个时代也还极其匮乏、尚需吾辈多多努力提升的，当然不可能就是天生的。那么这是父亲从山东大学的教育中获得的呢，还是从那个时代盛行的自然辩证法而来？抑或是从父亲一直喜欢的大道无形中领悟所得？

除了凭借丰富的知识和浓厚的爱心，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父亲一直没有忘怀自己“学者”的身份——历史学研究者。学术上，父亲此生最大的成就，就我所知，应该是独立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上下五千年从没间断，拥有一种特殊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并阐述了如何将它用于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自豪感的培育。具体可参见父亲发表于1982年第8期《历史教育》杂志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生机和活力》以及《课程˙教材˙教法》1988年第7期的《中国现代史教学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激发民族自豪感》等文章。这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今天想起父亲几十年前的文章，内心对父亲的敬佩之情悠然浓益。这也是父亲90多岁也还念念不忘继续完善其思想、推广其应用的深层缘由或动力吧。他总希冀他的研究所得能为社会的进步起作用。尤其是从“沉睡的雄师”来到伟大复兴的时代，父亲看到了其特殊用处。心有愧疚的是，几年前父亲曾提出要我接手完善，但自己毕竟不从事该专业领域而婉拒了他的请求，想必父亲内心的失望有多强烈。好在不久前的视频通话中，父亲兴奋地说起有个在大学当教授的得意弟子愿意接手完善，从父亲满脸纯洁的笑容中，我看到了他由衷的喜悦！

说起父亲写文章，记忆中的画面还是那么的鲜明。当时父亲授课繁忙，但还是利用课余的时间进行写作。那时还不懂，只知道父亲在写重要的文章，我们当然也是尽其所能地支持（想想这点，父亲还是蛮幸福的）。记得那是个物质条件极其贫乏的年代，老家的夏天异常闷热，父亲伏案写稿总是汗流浃背，为了不让汗水太多打湿稿子，我们三姐妹轮流拿芭蕉扇为父亲祛暑，全然不知还有电风扇，更不用说后来的空调。但是，扇得手臂无力的酸痛不正也是一种美好的孝顺记忆吗？此外，记得我还为父亲誊抄过稿子，因为那时没有计算机，需要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在稿纸上（这便是这个年代已然颇为遗憾地消失了的手稿），所以写文章也叫爬格子。写好后就在上面修改，改到一定程度就得抄一遍。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自己此生对写文章码文字于内心拥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父亲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什么是做学问。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探讨研究显得某种虚无。古往今来，每一代都有成千上万的像父亲那样的求索者，也有名家大师，但大多默默无闻。然而正是这样的“虚”和空，成为了撑起了国家、民族乃至文明的脊梁！就如老子所言“无之以为用”，而父亲正是选择了这种虚无，在历史研究中，在教书育人中，将这一簇星火遍洒大地，支撑起了民族大厦。

作为一种平衡，相比精神上升华的有力，与盐油酱醋的斗争就会显得无力。这种无力落于世俗，便是现实里的局限性。这带给自身以及身边的亲人更多的就体现为残酷的烦恼。但父亲从不囿于外物的局限，在我心目中见到的全然是父亲精神的升华。

父亲这一路走来，一次次艰难的选择，不变的是持之以恒的进取努力，终成一名了不起的教育家：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才，桃李满天下，为社会作出了贡献。这是祖父大善的一脉相承，更是升华。

这种种的选择，于个体具有相当的随机性。其后续表现出来的结果，看起来也是天差地别。这在科学上称为不确定性，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屡屡历练。科技的快速进步，已经带来了太多的便利，人类活动的时空变化巨大，地球也成村了。然而，茫茫人海中，不确定性也同步激增，从前的慢似乎成了一种奢望；浩瀚无限的宇宙，似乎也在熵增下快速地奔向热寂。但拉长时间的尺度看，任何人类个体还只是受制于时空中的那个点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框架所约束，这样的确定性，古人有称宿命的，依旧存在。一个家族的走势只是一个国家民族大趋势下某种程度上的一个缩影。每个人更只是历史大浪中的小小浪花，却总可以演绎出属于那个维度的精彩。就像祖父那俊秀的字总会刻在我记忆中的永恒。如果说父亲最终成为教育家是一种偶然的话，此行一生之大善就是某种预定。从前辈开始的那场大融合，也总会再次平衡。也正是在这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与永恒追求的确定性间，似乎我们可以看到灿烂的曙光，在此我们静等花开、默候果熟。

这就是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沈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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