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报：生活在中轴线上的人

周培玉 64岁，糖葫芦制作人，住恭俭胡同

郭建军 51岁，老字号经营者，住天桥北里

(相关资料图)

2023年1月28日，《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年—2035年）》（下简称“规划”）正式公布实施，划定中轴线遗产区、缓冲区。

据规划，遗产区边界设定西至钟鼓楼围墙及广场西边界等，东至钟鼓楼围墙及广场东边界等，北至钟楼北侧围墙，南至永定门东街北侧道路红线等。缓冲区边界设定西至新街口北大街、开阳路的道路中心线等，东侧联结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东二环道路中心线、南护城河东侧堤脚线等，北至北护城河北侧堤脚线，南至南三环道路中心线。

至此，共计51.3平方公里的中轴线保护区域被明确。

在这片广阔的遗产区及缓冲区内，许多人在生活工作着。钟鼓楼、前门、天桥等地标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新京报记者联系到四位居住在中轴线保护区内的居民，听他们讲述中轴线上的生活与变迁。

刘春宏 66岁，“后海八爷”之一，住大金丝胡同

在什刹海和鼓楼边，我做车夫有二十年了。作为“后海八爷”的一员，我要穿对襟衣、灯笼裤、千层底布鞋，踩着三轮车给客人们介绍北中轴线的各王府、名人故居、胡同保护区。干这行前，我是搞机械的，还去日本工作过。知天命的年纪回国拉车，最主要是喜欢北京的文化、胡同的文化和中轴线的文化。

每天早上八九点，我会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居住的大金丝胡同出发，两三分钟就能到后海边，等着接待朋友和客人。

接上了朋友，我的小三轮不爱走大路，专往胡同里钻。过去有人叫我“胡同串子”，这是说，我对各条胡同了如指掌，闭着眼都能穿行；哪个院儿里的枣树长得高、果实长得饱满，我都知道。

什刹海区域在中轴线的西侧，历朝历代都是达官贵人居住的地方。积水潭医院，原先是棍贝子府，宋庆龄故居在醇亲王府的花园内，梅兰芳的宅子是在庆王府的马厩里修葺成的……今天，还能在这些古建筑上寻找到当年社会的蛛丝马迹。比方说，王府正门的门钉是一排七颗或者五颗，而在皇帝住的紫禁城里，门钉是一排九颗。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我在大金丝胡同住了快有一个甲子，见到了许多变迁。

首先是银锭桥。这座“燕京小八景”之一的古建就在我家门口。我小时候，银锭桥的扶手是灰砖垒起来的，实心儿的。后来经历过两次重建，扶手有了镂空雕花，漂亮多了。鼓楼北门下曾摆着一口铸铁大钟，我和朋友常在那儿跑着玩儿。如果沿着旧鼓楼大街继续往北走，出了“豁口”、过了护城河，满目就是庄稼地了。哪像今天，紧靠护城河立起了二环高架，向北望去，高楼林立。

过去，我经常穿过烟袋斜街去拜访住在鼓楼的姑姑。那时的烟袋斜街是比较破败的，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烟袋斜街的老铺子变少了，商业气息浓了起来。后来，政府多次在此做了保护与修缮工程，现在，烟袋斜街已经和鼓楼的商业区连成一片了，除了北京民俗店外，也开了不少洋气的、年轻化的餐厅和酒馆。

人居环境也变了。过去我们说，胡同里“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是一点不假的。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吧，胡同做了地面硬化，道路条件就改善许多了。2000年左右，又进行电线整改，把那原本满天跑的电线埋到地下。和萤火虫屁股一样微弱的钨丝路灯也被换成了一种更明亮的灯。也是进入21世纪后，胡同里进行煤改电，烧了半世纪的煤炉被替换下去了，电取暖更方便快捷。

已住了一个甲子，我想我会和母亲、妻儿继续在大金丝胡同住下去。快七十了，做车夫也成了爱好，能干一天是一天。有空就去后海边上和人扯闲篇，吹吹风，钻钻胡同，有时还能听到鼓楼的钟声，这样的生活挺美好。

倬子 46岁，CD发烧友，住东绒线胡同

打出生起，我在东绒线胡同居住近半世纪。这里紧邻国家大剧院，和故宫、天安门、前门都是咫尺之间。

最早，我和父母、奶奶三代同居。南向一间大屋，隔出几个小房间来供大家分住。后来几经房产更迭，我现在一人独居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平房。怎么在有限的空间里做好家居设计，可是门学问。我琢磨着，在平房内隔出了卫生间和厨房，见缝插针地放下洗碗机、烘干机和一台双门冰箱。阁楼则专门存放收藏的几千张音乐CD。

房子虽小，我从未想过搬离。我听说有些人或拆迁或腾退到了好几环外，我是不大愿意的。我住惯了老城区，习惯了去哪儿都方便。

东绒线胡同离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童年时，我常去中山公园的游乐场玩，骑小马转圈，坐登月火箭。晚上溜达着和父母去电报大楼对面的首都电影院看电影，那会儿播放影片前还会打铃，然后呜地一下，灯就灭了。正式开播前，有时还会加播一部动画片。前门则是吃饭的好地方，前门往南两道“须子”延伸出的胡同里，尽是便宜量大的炒菜馆、包子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几个哥们一块儿在前门下馆子，不到三十块钱能做到有酒有肉。

再后来，前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改造，一批老店铺被拆除了。商业化快速发展起来，全国乃至全球的著名餐厅都出现在了这里。礼品店、商场也越来越多。这种风潮也蔓延到了胡同里。可以说，前门、天安门一带的街巷格局虽没有明显改变，但老北京的市井气息少了很多。

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胡同里还能见到卖水果、蔬菜的马车。冬储的时候，摊位上垒起的白菜能有两人高。吹糖人的、卖冰棍的小贩走街串巷，现在的超市、便利店，在过去都是卖油盐酱醋的副食店。我总是拿着保温杯去副食店，为父亲打散装啤酒。

一到雨天，胡同里的燕子低飞。我和小伙伴会剪开废弃的自行车胎，烧化了里面的胶，涂在长杆上粘蜻蜓。那会儿，在北京城里能抓到的蜻蜓多是红色的，偶尔见到一只绿蜻蜓，大家能开心疯掉，因为知道那一定是从城外飞进来的。我们也抓蛐蛐、斗蛐蛐。

从年轻时起，我就爱听音乐。以前连着随身听、磁带机，一遍一遍绕着二环内、中轴线的两侧骑行闲逛，觉得北京像个花园一样。上世纪的长安街、平安大街等地方，都没有多少机动车，等信号灯时，一排排全是自行车。现在，二环内堵车已经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

我还是喜欢在中轴线沿线骑行。我有一辆改装过的小自行车，车筐里搁着音乐播放器。天气好的下午，我听着歌，一路走府右街、景山至钟楼等路线。这些地方绿树成荫，又常见红墙灰瓦，给人以踏实、安静的感受，和记忆中的老北京是同一种味道。

周培玉 64岁，糖葫芦制作人，住恭俭胡同

我这辈子，工作在中轴线之东，居住在中轴线之西，兜兜转转，没有彻底离开过这片区域。

早年，我在五道营附近的国企上班，离地坛、雍和宫都是一步之遥。退休后，2019年，我和老师傅学了糖葫芦手艺，又在五道营胡同里开了个小店。

做糖葫芦其实是门精细活儿，要挑果、修果、串果，再攥着串儿下沸锅，滚上糖水，放在板子上晾干。稍有失误，果子就串歪了，糖浆就熬煳了、裹厚了。糖葫芦现在也讲究创新，有青提、草莓串儿的，但卖得最好的始终是山楂串儿。红彤彤的果肉成一串儿，和雍和宫、鼓楼的红墙正相配。

现在的五道营胡同是年轻人钟爱的打卡地。二十年前，它可没有现在这么整齐划一，门脸也不多，道两边全是民居。奥运会前后，酒馆、咖啡店、饰品店等特点门脸儿一个接一个开起来。依着钟鼓楼和雍和宫，旅游热季时，这里的游客摩肩接踵。大家自天南海北来，有些回头客离了北京，还要我寄糖葫芦去。最远，我寄去过澳门。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西黄城根儿、府右街的单位大院里度过，每天能听到长安街电报大楼播放《东方红》报时。放假的时候，我经常到两三公里外的北海公园，和同学划船、踏青。那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正风靡的时代，我们划船在北海之上，远远看见白塔，觉得非常应景。还有的时候，我和妹妹会去和平门附近的姑姥姥家，姑姥姥家是平房，姑姥姥总在院儿里支个煤炉，给我们做芝麻酱糖饼吃。那真是满院飘香！胡同里的小伙伴们总在一起上房下院，到饭点了，就吃百家饭。

到二十多岁成家后，我搬到了海淀区，这种中轴线沿线的生活才被叫停。其实，小时候住府右街、和平门，并不知道什么是“中轴线”。只知道自己生活在北京“城”里，总能路过天安门、故宫和钟鼓楼，觉得那些建筑都特别壮观、有气势。

也是近十年间，北京兴起了中轴线保护的热潮，我才渐渐对中轴线有了明确的概念。它像是北京的文脉，代表老北京的生活方式。

于是，这两年，我又搬回家里在恭俭胡同的一处平房了。房子不大，就十来平方米，有阁楼，有天窗。我那只小狗，常在天窗下和外边的野猫对视，我觉得特别好玩儿。恭俭胡同就在景山和北海之间，我步行几分钟就能去两个公园遛弯。我家离故宫也不到两公里远，春暖花开了，我最爱到角楼下拍玉兰花。中轴线上的古建筑们，金琉璃配红墙绿叶春花，实在太美丽。

前不久，我看了一部关于中轴线的纪录片，对其中一个场景记忆深刻：灰鸽飞在天上，红墙灰瓦的鼓楼在中央，最下方是几棵绿油油的柿子树。我想，这就是老北京人梦寐以求的场景。

郭建军 51岁，老字号经营者，住天桥北里

我经营着一家灌肠卤煮火烧店，每天早上七点钟，就要到位于天桥附近的门脸儿，先卤，后煮，最后放火烧。晚上十点多打了烊，我回家后还要蒸灌肠。

灌肠卤煮火烧的手艺是从我爷爷那儿传下来的。早在1932年，我爷爷就在天桥市场开始支小吃摊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在永定门附近的天桥百货商场开了个门脸儿。一直到2000年，天桥启动危改工程，生意停了几年。2005年，门脸儿搬到天桥南大街以西三百米的现址。

我从小耳濡目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二十多岁时就进店帮忙，并逐渐接过了经营的担子。总结来说，我是生在天桥，长在天桥，也卖手艺在天桥。这是很符合天桥的气质的。

我听长辈们说，新中国成立以前，从天桥到前门的大街上，一溜儿都是杂耍、练把式的。我出生与长大的公平胡同里，住满了如皮匠、铜匠、练武的、说相声的、拉洋片的等各色师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天桥“文艺复兴”过，我放了学，常常上街看摔跤、吞宝剑和胸口碎大石。这类露天演出在1985年后就少了，直至消失。

在天桥长大，前门和大栅栏也是必去的场所，都一处的烧卖，一条龙的涮肉，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口味。

2000年，天桥启动危改工程，拆了一大片胡同，盖了天桥北里和天桥南里小区。就是在这次危改工程中，我们家几代人居住的公平胡同被拆除，原址打造成了市民广场。

对我来说，回迁是个不错的选择——住在公平胡同时，我们一家三代人有三间平房，总面积不足三十平方米。厨房是在院中搭出的，烧蜂窝煤；如厕则要去胡同里的公共旱厕。危改工程启动后，我贷款就近买下了天桥北里这套八十平方米的房子。这套新房子，与老家相距不过五十米，宽敞、亮堂，有独卫和厨房。这份方便，是过去在平房生活时所不能比的。

居住环境之外，天桥的变化太大了。2013年，天桥在原址附近重建；2015年，崭新的天桥艺术中心落成，里面多上演些芭蕾舞之类的高雅艺术……比起我童年时，天桥南大街已被拓宽了三四十米。

我当然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天桥、前门的街道与建筑越来越整洁、漂亮；光顾生意的客人，从附近的街坊发展为全国各地的游人，店里常能听到五花八门的口音。

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怀念过去天桥市场的热闹与烟火气，怀念五花八门的手艺与表演。我想，我还保留着一点天桥人的情怀。有空时，我会步行几分钟到德云社去听场相声。我离天坛也近，常去散心。尤其在冬天，拍摄天坛的雪景是我每年固定的仪式。我喜欢看积雪压在祈年殿的三重檐上，我觉得，那是北京最美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