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灌篮高手》电影版的上映,一代人的“爷青回”刷爆了流量,而同样是来自日本的动画电影,新海诚的《铃芽之旅》刚刚在中国创造了7亿多的票房,这个数据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土,排名全球第一。
《铃芽之旅》不光在票房上一路收割,在2月份举办的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新海诚带着他的这部动画作品入围了本次的主竞赛单元,上一位能在柏林带着动画片闯入主竞赛单元的,是日本导演宫崎骏(2001年《千与千寻》)。
(资料图)
反观中国电影,在春天的柏林,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刘健导演,带着他的新作《艺术学院》入围了主竞赛单元,这是来自西子湖畔的中国美院师生们,集体创作的一部二维手绘动画电影。而在6年前,刘健带着他的另一部动画作品《大世界》来到柏林,成为首部入围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华语动画长片。
尽管最终与熊大(金熊奖)、熊二(银熊奖)擦肩而过,但耗时5年集体创作的《艺术学院》,在最后时刻压哨入围,体现了组委会对于这部电影的高度肯定。能与动画电影大国日本打成平手,也从另一个维度,体现了中国二维手绘动画的极高水准。
被疫情打乱发展节奏的中国电影,又一次重新出发。怎么样才能和优秀的世界同行们看齐,拍出有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好电影?答案在于向哪个方向奔跑。
一
在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上,61岁的杨紫琼成为历史上首位华裔奥斯卡影后。时光倒流到2001年,杨紫琼主演的李安作品《卧虎藏龙》,拿到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拿到过这个奖项的中国电影。
与热热闹闹的奥斯卡不同,柏林、戛纳、威尼斯,这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娱乐性话题,但它的艺术“含金量”可一点也不平常。它们与奥斯卡并驾齐驱,是全世界多少电影人追求的至高荣誉。
纵观中国电影与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渊源,也是从柏林开始,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捧回金熊,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级别的大奖。自此之后,《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香魂女》《一个都不能少》《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白日焰火》等,屡屡在三大电影节上折桂,其他各类单项奖也是收获颇丰,特别是2019年王小帅的作品《地久天长》,同时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影帝、影后奖项,这也是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的辉煌时刻。
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有14部中国电影作品入围各大单元,比过去两年入围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的中国电影总数还多。除了动画长片《艺术学院》入围主竞赛单元外,劳馨莹导演的作品《小晖和他的牛》,也拿到了新生代儿童单元特别提及短片奖。由此可见,中国电影正在奋力追赶被疫情落下的这段光影旅途。
二
“我觉得我们银幕上不应该只有一种电影。不应该只是飞来飞去,应该有那些脚踏实地的人。”2006年,贾樟柯凭借《三峡好人》拿到了威尼斯金狮大奖,他选择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期上映,最终的票房比是30万和3亿。
自从2001年《卧虎藏龙》成为“爆款”之后,各路导演纷纷试水仿效,以好莱坞式的大明星大制作大投入模式,包装东方玄幻、武侠题材,从而迎合所谓的“国际审美品味”,在一时票房的欢腾之后,结果都遭遇了口碑滑铁卢,所谓的审美也在疲劳中败下阵来,与奖项扯不上半点关系。
如果一部作品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去获奖,从而逢迎所谓的国际审美标准,那么它的文化基因里就注定是失败的。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科技的进步,但不代表电影本身就已经蜕化成流水线的工业产品。好电影从来都不是生产出来的,也从来都不是套公式套出来的。
如果说好电影有什么“流量密码”,那关键就在于它对所处时代的一种真实观照,至于它的类型是纪录片、史诗片、科幻片、悬疑片或动画片等等,都是一种呈现形式和艺术手法,其内核始终是立足当下或由当下反思过去、遐想未来。
就像贾樟柯所说的那样,中国电影需要多元化,这种多元不光是影片类型的多元,也需要评价体系的多元,除了以商业票房为核心的经济效益外,更要彰显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社会效益,从《三峡好人》到《人生大事》,中国电影的这种坚持一直没有间断。而且在自媒体越来越发达的社交化评价体系中,这两者越来越能被兼顾,也让中国电影的投资和发展趋势,逐渐向精神内核集聚。
三
“在我的电影中,是尽可能展现我自己国家的社会生活,用我的语言去创作电影。”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总结自己的创作观念时这样说。他凭借《一次别离》这部作品拿到了柏林金熊,伊朗电影也曾在10年内三夺金熊。浓重的人文主义关怀和现实主义视角,让伊朗电影自然而然地进入世界影坛的舞台中心。同样,韩国电影、印度电影的崛起也离不开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无非最后的落脚点在于批判还是励志。
获奖是有了好电影之后,顺利成章的事情。这个逻辑关系很重要,做好当下,做好自己,这是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该有的态度。所谓的电影之美不是硬塞给别人的,而是你提炼出来之后由别人来发现的。从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回应“怎么样才能拍出有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好电影?”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做到以下两点:
核心要义还是要有文化自信。首先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这是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赖以生存的根和魂。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唯有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标,才有好故事的自信表达。比如我们的动画片这个类型,《三个和尚》和《鹬蚌相争》这两部中国动画片,获得了1982年、1984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单元银熊奖。直到刘健导演的两部二维手绘动画电影再续辉煌,独具中国画画风元素的镜头和寓言式的现实主义剧情,让我们足以有这个自信去确立自己的电影作品风格,自信继而自强,这是中国电影不断提升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内生动力。
有效辅导是要优化电影生态。一个好故事从萌芽到诞生,经历了创意、策划、编剧、融资、拍摄、制作、成片等多个环节,需要在政策扶植、商业配套、人才培育、奖项激励等发挥制度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保护好电影专业人才的“初心”和“匠心”,让他们在艺术和市场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从“好故事”出发,既要鼓励“勇立潮头”的创新精神,又要培育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其余的交给时间去孵化。
有了文化的自信,才能为时代而呼;有了文化的自强,才能为百姓而歌。就如同“诗画江南”,不光在山山水水之间,更蕴藏在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之中。好的电影,也不光在驾轻就熟的特效技巧之间,更书写在真真切切的百姓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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