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速看：清明｜读读这本“死亡教育”启蒙书，学会告别

在病房中用尽全力抗拒死亡，戴着呼吸机，身上插满管子，连着仪器。在停止呼吸的临界点，接受高压之下的心肺复苏术，或许又痛苦地活了几个小时、几天，直至终点……

如果经历过亲人病故，我们可能都目睹过这一切，然后在心里默默问自己——换做是我，我愿意这样“活着”吗？假如自己不要，为什么要让亲人承受？

(资料图)

这是临终、死亡心理文化研究者彭小华所著《学会告别：为临终做最好的安排》的开篇之问。

“在中国，一直忌讳谈论死亡，其实写这本书，我就想像朋友一样，跟大家心平气和地说说死亡这件事。”坐在对面的彭小华声音轻柔，眼神中透出一种真诚的明快。

“生不能由我，死一定要由我”，聊天中，这是彭小华多次提到的一句话，《学会告别：为临终做最好的安排》中所讲述的15个议题和16个真实案例，也更像是她从旁观者、亲历者，到思考者、倡议者的心路历程。

2016年，49岁的彭小华为自己预立了一份遗嘱，坦然安排自己的身后事。更早时候，她在美国考驾照时，还填写了捐献器官的文件，“因为只有正常化去看待死亡，你才会更珍惜当下，更好地去对待身边每个人。”

【1】

直到现在，彭小华还总是会回忆起童年的那个场景——

昏黄的油灯下，母亲时不时讲起自己年轻时夭折的另外两个女儿。一个1952年死于伤寒，还有一个，三年大饥荒的困难时期，死在了自己怀里。

关于“生命与死亡”的种子，年幼时期，就种在了彭小华的心里。

而童年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听起来更像是不可思议的故事。

两岁那年，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彭小华跟着哥哥在成昆铁路旁玩耍，突然一列火车疾驰而来，所有大孩子都一哄而散，只剩彭小华还留在铁路中央。

所有人都在念叨着“完了，完了”，当火车驶过，人群凑上前，才发现两岁的彭小华晃晃悠悠从枕木中间站了起来，母亲连忙上前一把抱住她，脸色煞白。

还有一次，母亲带着彭小华在河边割猪草，让她看着草篓，不一会儿发现人没影了，转头才看见女儿正在水里挣扎，赶紧跳下河把她救了起来。

两度死里逃生，让彭小华成了方圆百里津津乐道的“传奇”，但也成了深埋于她记忆深处的某个“盒子”，以至于长大成人后，那些断续、灰暗的关于死亡的记忆，依旧会像藤蔓一样刺痛神经。

1984年，大学毕业的彭小华被分配到了四川省人民医院，做医学情报管理和医学翻译工作。当时，她和同事一起翻译了《现代急诊医学治疗手册》，总共200多万字，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彭小华第一次接触到了“临终关怀”这个词，并深受震撼。

加上在医院工作的那段时间，直面一幕幕生离死别，又看到太多亲属的悲痛，以及病人无尊严的离世，让彭小华萌生了一个坚定的信念，“生不能由我，死一定要由我”。

彭小华

【2】

46岁的时候，还在大学教书的彭小华，突然决定裸辞。她说，因为自己想清楚了一个逻辑——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过了60岁，钱都会大把用在照顾自己的肉体上，一旦得了绝症，也往往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我见过太多病人，临终前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根本没有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

“我就想，如果我走到那一步，肯定会拒绝一切无意义的‘续命治疗’，那也就不需要支付高昂的医疗费，不需要好的病房，那……我也不需要赚那么多钱了，不如去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辞职后的彭小华，决定重新拾起翻译和写作，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身在洛杉矶的彭小华，读到了阿图•葛文德所著的《终有一死：医疗和临终重要事项》（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年轻时藏在心底关于“临终关怀”的火种，再度被点燃，“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本书介绍到国内。”

幸运的是，彭小华打听到，国内已经有出版社买下了这本书的版权，正在找译者。最终双方一拍即合，彭小华用半年时间翻译完成了书稿，并最终命名为《最好的告别》。

整本书的翻译过程，对彭小华来说，也是思考和自省的过程，“通过这些文字，我希望去打破某种关于死亡的禁忌，让大家正常化看待死亡，因为这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你并不会因为讨论死亡，死亡就降临到你头上，恰恰相反，当你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对心灵的局限也就消失了。”

在那之后，彭小华又陆续翻译了《好好告别》《善终的艺术》等与“临终”主题相关的书籍，因为她和其他同路人的努力 ，“安宁疗护”的观念也在国内逐渐被知晓，“前几天，我还跟浙江医院安宁疗护科的医生，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彭小华看来，“安宁疗护”所倡导的，就是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应该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人生最后一程的质量、价值和意义上，而不是通过治疗强行延长生命，“因为死亡本来就是生命的最后一个环节。”

【3】

跟彭小华之前几部翻译作品相比，《学会告别：为临终做最好的安排》是第一本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的“死亡教育”启蒙书，因为彭小华正是一个对中西文化都有着深入理解，并且生活在中西之间的中国人。

关于善终的故事样本，有好几个，都是彭小华的亲身经历。

2016年，彭小华的婆婆在美国去世，全程陪伴左右的她，也深深体会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

其实早在进入养老院之前，婆婆就把临终决策权交给了儿子和女儿，所以当一次尿路感染引起并发症，最后神志不清时，家人没有再强行给她输血输蛋白，后来抗生素也停用了，一个多星期之后，老太太安静地离去。

追思会上，没有人哭哭啼啼，只有儿子和前同事做了简单的发言，温馨回顾了婆婆的一生，其间也不乏幽默轻快的笑语，“你会发现，西方的葬礼是以逝者为中心的，反倒是中国的葬礼，更多的是亲属之间的人情往来，和逝者本人其实并无多少关系。”

2019年，彭小华又迎来了一场告别，这一次，是自己90岁的母亲。

彭小华说，母亲在53岁时曾得过直肠癌，那时候，她觉得自己的人生责任还没有完成，“尤其是女儿还没成年”，所以她采取了积极的治疗措施，同时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当母亲88岁时查出结肠癌，本来还有手术机会，但她坚决放弃，决定享受生命中还能自主活动的这段时光。为此，全家人还专门开了个家庭会议，“其实，当时我和我哥是希望她能接受手术的”，第二天，哥哥还专门请来了医生当说客，但母亲的态度还是很坚决——“我不要做手术”，还对儿女说，“年轻人，不是我要听医生的话，是医生要听我的话，因为身体是我的。”

生前，母亲还多次跟家人说，自己不要墓地，因为不想让子女每年都辛辛苦苦赶去扫墓。老太太走后，在追悼会发言结束时，彭小华说了一句“让我们平静而喜悦地告别我妈妈”。

“说实话，我妈走后，我对自己更好了。生前她总是说‘小华，饭要多吃点’、‘小华，衣服多穿点’，所以对她最好的告慰，就是对自己更好，更积极地去面对生活。”

在彭小华看来，这也是《学会告别：为临终做最好的安排》这本书想传递的精神——希望大家活得更好，也希望大家“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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