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丹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是陆游的一副劝勉联,大家都熟悉。而“儿到用时方恨少”,却是我家老大信口篡改的。
2012年省作协在椒江举办我那本《河边的呼唤》作品研讨会,外地的文友纷纷赶来捧场。他们有的从路桥机场落地,有的从黄岩动车站出来,有的则直接到达椒江长途汽车站。时间参差,早晚不一,因此,接站的任务有点紧张,我家三个儿子就齐上阵了。
那天,老大刚刚在机场接上一位北京客人,我打他的手机,让他赶紧到汽车站接一位上海来宾。老大问我:老二呢?老三呢?我说老二去动车站了,老三去宁波接人还没回来。老大脱口而出:儿到用时方恨少!
北京客人乐喷了,后来他跟不少朋友提起此话。多年后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一位并没有参加我那次研讨会的朋友见了我就说:“儿到用时方恨少——这次是哪位公子陪你来的?”可见这话流传之广了。
“儿到用时方恨少”虽是玩笑话,但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的体会就越来越深。比如前年春季的一天,我站在一个皮凳上伸手去够最高的柜门,不料皮凳子一转,摔了我个仰八朝天。当时只觉得左臀很疼,躺着缓了会儿,撑着身子坐起来,却感到左膝更痛,左腿也不听使唤了。
我对自己的左膝说:装什么装,你又没摔着!
我努力想站起来,可是左膝痛得要死要活的。老头子就打电话告知儿子们。老大就一马当先的赶过来了。
他用力扶着我的左胳膊,我悬着左脚,用右脚单跳着,跳进了电梯。电梯下到底,还有三个阶梯要步行。老大就背起我,下了台阶走向停车位,把我塞进他的车子里。
到了医院,挂了个名医号,拍了张CT片。结论是我的骨头没事,是筋头扭伤了。于是就扎针,艾灸,紫外线“烘烤”……
我每天都要去医院做理疗,三个儿子就轮流着,该扶时扶着,该背时背着;又买了张轮椅,可以推的地方就推着。如此折腾了一周,膝头不但不见好,那疼痛似乎更加肆无忌惮了。
黄岩一位朋友知道了,电话我说:去我们这儿章氏骨伤科医院试试吧。于是我家老大又送我去了黄岩。
那章医生让我躺下,在我的左腿上捋了几个来回,说,做个核磁共振吧!可能是骨头伤了。
核磁共振单子出来,上写着:“左膝膑骨右侧裂伤。”章医生就呼啦呼啦地拌了一大碗石膏浆,扔进去好几卷纱布,然后把浸泡得湿漉漉的纱布拉出来,把我的左腿自上至下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5分钟后,石膏硬了,我从床上坐起,虽然不敢让左腿着地,但左膝基本不痛了。回家养了二十多天,我拆了那硬梆梆的石膏,就能在室内自由行走了。
再说另一件事。去年10月份一个凌晨,我醒了,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台灯,脖子突然一闪,顿时天旋地转,耳朵吱吱乱叫,后半个脑袋像有水泥搅拌机在轰隆轰隆,接着是冷汗淋漓,恶心呕吐……
熬到天亮,电话给老大,他立即跑来要送我去医院。可是我晕得昏天黑地的根本走不了路,他差不多是抱着我,把我弄到了他的车上。
一系列检查下来,排除了脑瘤、脑出血,脑长虫、脑异物;医生宣布道:典型的美尼尔综合症!于是开了些颗颗粒粒的药,还给我的静脉输了两大瓶药液。记得其中一瓶叫天麻。我心想脑子有病,天麻肯定是对路的。
从输液床上起来,眩晕似乎好多了。回到自己小区,我推开儿子的搀扶,坚持自己走路。为了保持身体平衡,我张开双臂,摇摇晃晃趔趔趄趄地走着,自我感觉很像那个脑瘫诗人余秀华。
可是第二天醒来,又天旋地转了。有人怀疑我是颈椎毛病,我想有理,于是就喊老二来,送医院按摩、针灸、刮痧;第三天还是晕,老三的丈母娘告诉我有个私人医生特别好,老三就送我到那医生家里去。那医生的银针有10多公分长,从脑顶扎进,“云深不知处”;从左太阳穴进去,感觉要从右太阳穴出来……
但这个眩晕特别难治。儿子们又分别送我到各个医院做小针刀。小针刀有点可怕,那一刀刀下去,那咔嚓咔嚓的声音,我觉得我的脑袋很像一块被恶搞的番薯……
儿子们到处打听哪儿医生好,他们带着我,把各县、市、区的医院都跑遍了,一个月过去了,我的头晕虽不像开头那么严重,但要走路,仍然得像余秀华那样张开双臂摇摇晃晃。有一天,侄子说天台有位郎中专治疑难杂症,于是又把我送往天台乡下。我叹息道:儿到用时方恨少,连侄子都成候补队员了。
折腾了一个半月,头还是晕。有人怀疑我得的是耳石症。于是老二又带我去市立医院找这方面专家。那位医生让我躺平,悬出脑袋。他托着我的脑袋徐徐左拨,我的身子也跟着缓缓地侧转360度。然后他直起身子说:好了,耳石复位了。我犹疑地坐起身,晃晃脑袋,居然不晕了!真不晕了。
我拒绝老二送我,神清气爽得像神仙那样自己打车回家了。(题图,据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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