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建议修改刑法“犯罪分子”措辞并非吹毛求疵

按照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立法机关正在准备对刑法进行新一轮的修订。最近，《法制日报》发表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刘仁文的一篇文章，他建议修改我国刑法中“犯罪分子”一词，把刑法条文中的众多“犯罪分子”表述，视其境分语别修改为“行为人”“犯罪人”“犯罪者”等更为合适的措辞。(《法制日报》2月5日)

对“犯罪分子”这个词语，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陌生。在人们的印象中，“犯罪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光彩的用语，报纸上常能看到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措辞，在广播、电视、宣传车里，播音员每每念到“犯罪分子”这四个字，还会狠狠地加上重音。当我上大学的时候，专业教材上关于“犯罪分子”的措辞，仍是随处可见。

如今，翻开现行刑法，“犯罪分子”的措辞表述，依然有迹可循，如“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在“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等罪名中，也嵌入了这一表述。

从法律的角度审视，“犯罪分子”屡见诸刑法，对于为什么要修改这一刑法措辞，刘仁文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犯罪分子”一词带有浓厚的专政味道和明显的贬义色彩，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二是修改“犯罪分子”的称谓是刑法用语人性化的要求，也是法治文明的体现;三是刑法条文中的“犯罪分子”，在科研、教学和对外交流中，可能带来许多不便。

刑法是国之大法，从立法技术上来看，措辞讲究规范、中性、平和，从立法精神看，需要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而“犯罪分子”这个表述，具有很强烈的感情色彩和贬义，与严谨而严肃的刑法条文不相匹配。

每一次立法，都是一次法治文明跃升的契机。1997年刑法修订，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1996年刑诉法大修，“人犯” “犯人”的措辞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更客观的词语所取代;2002年，《人民法院法槌使用规定》开始施行，曾经只在西方电影中看见的“法槌”，变成了现实中的“法律道具”。

或许，当时的我们，对立法措辞如此修改，并不理解，但回头再看当年的法律条文，“反革命”“人犯”等流行一时的法律措辞，已变得如此不合时宜。而法官手中的法槌，早已成为法庭审判的标配，无形之中传递着法官的尊严，昭示着法律的神圣，塑造着司法的权威。立法应紧密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甚至是引领时代。

同样，刑法中的“犯罪分子”措辞，也到了需要认真检视的时候。平心而论，“行为人”“犯罪人”“犯罪者”等措辞，比起“犯罪分子”的现有措辞来，更加中性化，更加严谨，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也更加符合国际刑事立法的趋势。

1999年12月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个“决定”和10个“刑法修正案”，如今的刑法典，正如刘仁文所言，经历了“从革命刑法到建设刑法”的嬗变。对刑法条文中的“犯罪分子”措辞，作出相应的修改，赋予其新的含义和精神，可谓恰逢其时。

细节之处见文明。一部刑法，每一个措辞，每一处规范，都应映射出刑罚的文明。修改刑法中“犯罪分子”措辞，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欧阳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