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出台文件进一步规范和整治滥办酒席

贵阳市息烽县近日出台文件，进一步规范和整治滥办酒席。文件规定，村(居)民违规滥办酒席的，取消县级各类惠民补助;子女入学、入党、参军和参加国家公务员及各企事业单位招录等，相关部门必须据实出具该家庭成员是否违反规定滥办酒席的情况。

对于农村基层地区的“无事酒”盛行之风，加以适当的引导，是一件让人拍手称快的事。这是因为几近泛滥化的办酒之风，在加剧民众负担的同时，也为非理性攀比的社会风气推波助澜。这个问题需要干预，早有共识，可到底该如何干预，却往往衍生出一些变味的现象。息烽县将违规办酒与惠民补助和子女入学、公务员考试联系在一起，显然有用力过猛之嫌。

要知道，惠民补助的发放及村民子女入学、公考资格，这些都是由明确的规定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它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地方发布一个规范和整治滥办酒席的红头文件，就将之与违规办酒绑定在一起，显然于法无据。也就是说，暂且不论此规定是否有效，它的合法性也面临疑问。对此，当地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启动相应的合法性审查，不能让这样有违法嫌疑的政府文件来“闹笑话”。

事实上，仅在整治违规办酒之风方面，近些年被曝光的有违法之嫌的政府文件规定，就不在少数。如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对违规办酒的村民取消低保、养老补贴，甚至搞“连坐”——“一家违规全村受罚”。此类做法，不仅未能有效遏制住违规办酒的风气，反倒暴露了地方政府法治意识的不足，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比滥办酒席更大。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一些地方未能真正理解现代治理的真正内涵。面对一些地方滥办酒席的风气，地方政府意识到需要干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现代治理，首先应该保持程序与目的的自洽，不能因为滥办酒席的风气需要“治”，就可以忽视程序的正当性。对于不良的酒席之风，在行政干预上，本就应该有针对性地作出适当、适度的应对，而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一刀切”。

比如，一些公职人员大操大办酒席，这就不仅仅是“民俗”范畴的事，还关系到纪律甚至法律的问题。像近些年，一些落马官员的通报中，就有利用办酒席的机会，拉拢关系、敛财的细节。对此类现象，不仅应该及时干预，更应该依据纪律规定予以严肃查处，涉嫌违法的，还应追究法律责任。对普通民众来说，办不办、如何办酒席，终究只是“私事”，只要未违反法律规定，就都属于“即可为”的范畴。那么，地方政府的干预，就只能从倡导、引导的角度出发，而不能动辄越界以行政命令来强制约束。

一些地方政府，一旦发现需要“管”的现象，就条件反射地想到“一刀切”立规，不仅是法治意识缺陷，也未尝不是一种懒政。因为现实中，要达到某种善治，并不是除了行政命令就别无他法。比如，不少地方目前已经在探索利用村规民约对基层的办酒之风进行引导。如一些地方基层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在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分别制定章程，倡导从新从简办理红白喜事。这样的规定看似“温和”，也未必能像行政命令那般“立竿见影”，但却因为是基于村民自治，不仅合理合法，而且更具有自省、自觉的价值，其长远效果要好得多。

说到底，政府部门出台任何的治理举措，首先都要守住法律边界。移风易俗，政府部门可以发挥作用，却不能“蛮干”。这方面，在平坟、殡葬改革等领域，多地都已经有过深刻教训，遏制滥办酒席之风，切勿再重蹈覆辙。司法部门对于一些有违法之嫌的地方做法和规定，也应该及时亮明态度，而不是“睁只眼闭只眼”。(朱昌俊)